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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群众达到200万人次以上。全市工厂、院校的学生都出动了，花圈从纪念碑周围一直摆满到天安门广场，又由广场摆到了对面的金水桥，还挤占了长安街街道。诗词随着花圈飞扬。悼念伴着口诛与笔伐，到处是激昂慷慨的朗诵、讲演和控诉，表达对总理的怀念，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我印象最深刻的诗，是：
洒泪祭雄杰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钟建一这时已经24岁，跳楼摔碎的脚跟早已治好，在和平里的一个街道工厂当冲床工兼业余理论教员，独立居住在我们永安东里那个简易的独单元里。他热情地、不顾一切地参与“四.五”运动。而我估计“中央文革”对群众残酷的镇压必会到来，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下了班就骑车去看他。连续半个月，群众活动一直发展到罗列四人帮的罪状。
4月4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市委立即调集车辆，连夜把全部花圈、标语等送火葬场销毁。
4月5日，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群众同在场的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冲突，江青等岂能容忍，血腥的镇压开始了。抓、打.....
在镇压开始的第二天傍晚，我推开建一的房门一看：一片狼藉。书籍被扔得满地都是，橱柜敞开、床上、地上散扔着被翻出的衣物，可就是没有建一，但锅里的饭还是热的，切好的菜还没炒。啊！儿子！你果然被抓走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痛苦地想着：“儿子！你在哪儿？”时针已走至夜九点，儿子还是没有回来，何处去寻？何处去打听？一个摘帽右派，谁会帮你？一阵恐怖，无情袭来，吓得我心房发颤：江青对反抗他们的人能放过吗？他们对毛主席当年的亲密战友都毫不留情地往死里整，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百姓那不是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吗？只怕儿子这次永远回不来了。我突然号啕痛哭，谁也听不见我的哭声，除了那四壁氤氲的黑雾。
我度日如年地企盼着上帝在冥冥中的同情。居然在20几天后，我终于等回了亲爱的建一。我一边给儿子洗衣服，一边听儿子讲他的历险记。儿子说：“那天我正在纪念碑台阶上分析‘物极必反’的道理，忽然就上来几个警察抓我，听众拦警察，警察就大挥警棍，而且跟着又蹦出十几个便衣，我怕他们打伤群众，多抓人，就让大家快散开、快逃。到了拘留所，扔了一星期才开始审讯。我和审我的公安人员进行辩论，他们说不过我，看来他们心里也是同情我的，态度还好。抓的人很多，他们也很累，稀里糊涂地瞎审一通，拘留所也装不下了，就把我们放回来了，但还让我们每天去派出所汇报。”
我又一次失而复得亲爱的儿子，但此场虚惊非同小可。儿子从此变得凡事必辩，而且辩得极细，可能在拘留所天天和审讯员辩论的结果。
“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文化大革命似乎接近尾声，毛主席也仙逝。可人们心中都在打鼓，也在盘算：毛、朱、周不在了，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被打倒，难道就让万恶而无知、无能的“四人帮”来执政吗？传闻外省区掌有军权的老将已开始跃跃欲试，如果四人帮正式宣布执政，各路人马纷纷起兵攻打北京，那不形成混战局面？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就在人们担心的时刻，有天早上一起床，就听见外面放鞭炮。急忙忙出门一看，只见街道的墙上刷着大大的标语：“四人帮倒台了！”“江、张、姚、王被逮捕！大快人心！”我和看标语的人们一起欢呼。破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76年以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感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有魄力的几位领导人，终于将全国人民置于死地的万恶的四人帮拉下马来。
伟大的林肯说过：“你们可以一直愚弄一部分人民，你们也可以一时愚弄全体人民，但是你们决不能一直愚弄全体人民”这就是四人帮的下场。
几乎任何人谈起“文化大革命”，无不对那段疯狂恨之入骨。
亚里斯多德曾说：“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泰戈尔也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毁灭文化、毁灭人性、毁灭经济、毁灭生灵、特别是毁灭良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是罄竹难书的。
巴金老作家在文革后，曾提出应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就是让世代子孙知道这段历史，不忘记这段历史，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相信巴金的愿望终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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