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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最前面，当我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我还看见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伴着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的祖母、他的母亲。”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揪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父亲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中自缢谢世了。……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握住哥哥的臂膀，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此文收于1999年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中，出版时我表弟姚监复为之写了篇后记。其中最后一小段：“文化大革命给个人、家庭带来痛苦与灾难，更给党和国家带来极深刻的痛苦和灾难。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其教训绝不当遗忘。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物、理，不应淡忘或一笑置之，特别是‘文革’中的我们的一些当代英雄能自认为目标是革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问，回顾和深思以往的所作所为。”
五表妹的《儿女祭》是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当客座教授时写的，就在我摘录以上一些片段时，我的心也在为抚养过我的慈祥的姨父姨妈的悲痛遭遇而流血。姨妈的形象又浮现眼前：她祥和美丽，而且情致高雅。她爱吟颂宋代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向孩子们宣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精神。月夜下，她常坐在藤椅上吹萧，“苏武牧羊”“梅花三弄”……凄美的旋律抒发了她在艰难奔波的生活中的痛苦、刚强、忍耐、韧性和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她被迫害而逝，但永远像朵莲花那么清爽，决不接受屈打成招。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她走了，她留下了无限的爱和恨。
五表妹现在定居美国。
九、太学之火
批牛鬼蛇神，斗走资派后，接着清算“五、一六”分子，也就是那些置前二者于死地的造反派，他们最后也挨斗了。革他人命的人，后来又被别人革了他的命。那些被利用为打手的红卫兵被利用完后，也被轰到农村插队劳动，大部分只有初中程度，他们听从错误的号召去毁灭文化，结果自己也成了没有文化的一代。
当时全国10亿人除少数几个特殊的人物以外，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灵魂和皮肉的伤害，真可谓“大革命”了，但应改名为“毁灭文化的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国子监里的一场疯狂的“革命”。国子监在北京东城，是历代著名的太学，反对知识的无知的红卫兵有意选了此地来侮辱、批斗一批文化名人。一边是汹汹烧书烧戏装的火焰，一边是跪在火堆旁被皮鞭与咒骂践踏的文人。中外知名的作家、人民爱戴的作家、曾被政府命名为“人民作家”的老舍（舒舍予）就在其中。老舍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于北京解放后从美国回到祖国，他的脍炙人口的《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等电影、话剧热情地呕歌了新中国。没想到竟给他扣上“反动作家”“美国特务”等等的罪名，诬蔑随吐沫喷到他一向自尊自重的脸上，他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第二天他再也没有去“国子监”参加批斗会，他从家中直接走向了积水潭西北，护城河北边的太平湖，在那里坐了好久，他想不通，正如他在《茶馆》一剧中喊道：“我爱咱们的祖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蒙冤投湖自尽。
“严肃与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个凄惨的世界。”林语堂
邓小平、胡耀邦等在含冤受屈多年以后，来了个“拨乱反正，为民昭雪，改革开放，面向国际。”历史的列车进入了正常轨道，中国才有了如今欣欣向荣的局面。
十、又遇难谱的歌
我爱唱歌，就是唱不好“爱情”这首歌，我和查汝强的相恋、结合，因循着一条渲染恶梦的旋律。
摘右派帽子后，我多想重新得到爱情。但一九五七年历史的烙印，注定了我仍然谱不成好歌。
本来，人人都有享受爱情的权利，可是一担石沟的管教者及右派中的头人毫无人性地将我和尧的感情腰斩了，差点我也被整死，那次无人性的批判也毁了我后来的幸福。使我再也不敢接受‘同类’的感情，即使是很优秀的“摘帽右派”也被我拒绝，以至我后来的婚姻继续遭到不幸。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年，在周总里的左右周旋之下，终于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局面。剧团也开始考虑除样板戏以外的节目了。先从简易节目开始，市里选了曲艺团做试点，因此我被借调到曲艺团支援写作。
我已经40岁了，当时仅有建一儿一人在身边。强儿在1968年就和人大附中的同学去内蒙插队去了,建一也18岁啦！将有自己的独立生活。我想有新的爱情，很想再成立一个家，也想有一个女儿。京剧团的一位同事说有个文学编辑还是单身，他去问问，结果人家一听是摘帽右派又有两个孩子，就不考虑了。我感到太委屈了，原本是一块无瑕的美玉，为什么要给她蒙上灰尘？
我真成了一只可怜的小猫。在文革中，剧团内红五类有次开大会，横扫牛鬼蛇神。当众揭发了我一条新“罪行”：将我婉言拒绝一位老大哥感情的信，当众读批。信上有如下句子：“我是一只可怜的小猫，遍体疮疤，行人走过来想抱她回家，小猫往后退缩，不，不要弄脏你，行人只好摇了摇头叹息地走开。生活对我是多么不公平，正如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幕布拉开了，人们要警惕啊！我是爱你们的，在我的坟头如果不放上安琪儿，那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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