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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会是专门针对我在文艺处处内小会上对党提的一些意见。最奇怪的竟然将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小诗《冬小麦之歌》也批成是反党的。
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8月，宣传部全体五十余人，日复一日，一次一次地开会批斗我，上午开完，下午开，天天开，还开了一次全机关几百人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大字报有增无减，逐个问题掰开揉碎地批，并让我交代反党思想。来势比1955年猛多了。1955年我是陪绑，这次我成了主要目标。已经不存在劝我转弯的问题，只有批斗；而我只有站起来对一个一个问题检讨的权利，但我却一个劲地辩白。我越辩，批斗的火力就更猛。批判集中在《冬小麦之歌》和肃反问题上。硬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我一再解释，自己并没有在市文联会议上表态，只是在党内小组会上汇报情况和提出帮党如何总结经验改进作法的建议。我辩解道：“关于肃反运动我说的是要先调查清楚，如果真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这样可以避免错误，少伤害同志感情。这样也符合毛主席的凡事应先调查研究的教导嘛！”
没想到我的解释只能招来更高的斥责声音和更可怕的批判言辞。批判中最卖力的仍然是那位在反胡风运动中就自以为是的头号“借风者”。他批判道：“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须发动群众，斗争会就是发动群众的最好的办法，你否定了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革命！”好一个荒唐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我推下了反革命的深渊，只觉得眼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几乎要晕倒。这位头号“借风者”，虽然借风上了青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从云端上摔了下来。
会上对《冬小麦之歌》的批判，更是让我难以接受。批判者根本不听我的任何解释，居然从中挖出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什么“有意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说成是冰雪覆盖着大地”什么“你究竟在孕育着什么丰收？不是反革命的丰收又是什么？”这些出于恶意的推论和牵强附会的批判，如山倾倒、如海咆哮。我不能接受这些强加在我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我越不认罪，对我的批判就越升级。竟然将这几句诗印在反右战报上发至全北京市委系统，扩大批判。
那时青年作家王蒙在东城区委工作，自然是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右派得以改正后，他第一篇反映反右题材的短篇小说《布礼》中，所描写的那位姓钟的右派（改为男性）就因为这首小诗而打入了右派行列。他为我，为所有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伸冤叫屈。
他在为我1995年出版的诗集《梦未了》写的序言中也提到《冬小麦之歌》，他写道：“反右一开始，一些报刊批判她的诗来了，就是那首《冬小麦之歌》：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就这么四句，到了那个难忘的五七年，竟然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批了一通，这种荒唐使我永志不忘，我一直觉得憋气，于是把它用在我的小说《布礼》里边。”
在《布礼》小说中他写了这样一段与“灰色朋友”的对话：“是的，我们傻过，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被愚弄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比我们所曾经知道的要艰难、麻烦得多。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去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而当我们的爱，我们的信任和忠诚被蹂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愤怒，有痛苦，更有永远也扼杀不了的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曾经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会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什么呢？”
我从来只从小说中看到“吓得冷汗直流”的字眼，可就在挨斗的那些天，我竟然体验了这种感觉。一天，在狂吼包围我时，顿觉腋下有冰凉的水滴流下，可再一看斗志昂扬的同志（在我心中还习惯地称呼同志，其实别人已不这样叫我了。）个个兴奋得热汗刷刷，脸红脖子粗，可不，时已盛夏。
八、只有她给了我一朵玉兰花
批斗会后，无人理睬我，回到办公室一人坐在窗前椅子上发愣时，副处长江雪进来，对我说：“吃午饭去吧！”随后从她身上摘下一朵白兰花递给我，一股酸楚涌上我心头，不知是感激还是委屈。在斗争会上，当批判我也同意社会上那些“诬蔑”有的革命老干部腐化堕落的“右派”言论时，我为了辩解自己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将江雪曾经在聊天时无意说出江青当年在延安如何勾引毛主席的往事，我就以此言为证。哪知话刚出口，马上被同志们压了下去，他们认为这是扩散对领袖的诬蔑。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时这样辩白，真是不知轻重，也伤害了江雪同志。如果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这样辩解，我的脑袋就会被砸得稀巴烂。看来“反右”的残酷性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江雪同志为人多富有爱心、多么宽厚。当时她将白兰花给我后也不再说什么就下楼吃饭去了。我仍然坐在窗前，低头闻着白兰花的清香，抬眼看见窗台上那盆依然蓬蓬勃勃开放的“死不了”，它们的花瓣虽是那么单薄，却呈现五颜六色，葱绿的枝叶长出盆外。我给它们添了水，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把白兰花别在衣襟上。江雪说得对，我应该吃饭去，我应该坚强，于是我目不斜视地走向食堂。
九、他的脸铁青
在食堂，我旁若无人地吃饭，可回到家中看到老查铁青的脸，我呜呜地哭了。老查没有安慰我，只说你好好想想大家的批判吧？他很苦恼，他了解我不是有意反党，但太幼稚、水平太低了，他知道他不能为我辩护。1955年我被牵扯到反胡风运动中，已经使他很难堪了，夫妻感情初现裂痕。1956春，我恢复工作后，家庭逐步得到修复。那知如今我在政治上又落到这个地步？老查对反右运动也感到突然，在他内心也有许多疑团，但他不会像我那么幼稚，在批斗我的会上，他人云亦云，这是能理解的。但他私下里对我的冷谈也与日俱增，这不仅因为单位对我的批斗声势愈来愈大，而且他在困惑中感情转向新的寄托。
十、强逼成‘伏雁’
不认罪，就继续深挖思想。
我的系列小诗：《冬天的小溪流》、《小杉树》《玫瑰与松树》等，被批为反动诗篇。这时也不让我再辩解了。这次不像反胡风运动时，只是把我当成嫌疑犯，而现在是变成正正规规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其性质已越来越明确，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是停职检查能解决的，而是要被彻底地赶出革命队伍。又是想不通啊！想不通！毛主席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我应该是无罪的呀！而且是响应党的号召在党内的小组会上好心好意地给党提意见，怎么就变成了罪人？《引蛇出洞》，难道我也是被引出的蛇吗？真是将我丑化的漫画中那条咬党的毒蛇吗？那我自参加学运以来为革命工作的热情又如何解释呢？就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那也是不违背革命的利益呀！
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会上，我针锋相对地辩论了‘肃反扩大化的’‘领导干部中有腐化现象’‘农民生活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同人刊物’‘每次运动定揪出百分之五不是实事求是的’‘冬小麦之歌’等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为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而辩护；我为千万如我一样的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赤子辩护；但我失败了，我寡不抵众，我的辩白被淹没在恶言恶语的黑色的海洋里；我被批得晕头转向，冷汗淋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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