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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文汇报》的同时，其社外编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认为解放前“是一个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他的这种自我分析遭到驳斥，说他是‘亲美反共’，傅雷不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儿子傅聪从波兰转道英国学习音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又牵连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斗，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和夫人双双上吊在上海家中，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全部热爱的世界，年仅58岁。他曾将毕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约五百万字，架起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花费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费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曾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这位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曾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是那样的盛赞毛主席的整风动员报告，可他的后果却是这样。我可怜的祖国，你怎么就无能佑护你的儿女？以至许多优秀人才无辜泯灭！
我这个党内的小知识分子居然也被当成“蛇”引出来了，哀哉！
三、大字报点燃火焰
凡是有良心的人一定都希望社会的现状能够改善。但是不幸，事实却不是这样。（萧伯纳）
5月，这个向来红火的月份，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通知，接着1957年5月4日发出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并组织各种动员会。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沸腾。写文章、发议论，给以往的运动，给各方面工作，甚至给党政机关、本单位、以及个别领导提意见和建议，本着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浪滚滚的讲演，首先在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开展起来。
五月的一天，我随查汝强和他的老友乘单位小汽车去了北大、人大等大学。只见满墙大字报，还有海德公园似的自由论坛。每篇大字报，每个讲演都举起民主、法制的旗帜，尤其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对封建社会留给新中国的专制、等级、腐化等各种残余毒素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这一趟走马观花，使我很兴奋，真希望新中国能通过此次整风，将几千年遗留下的陈旧垃圾涤荡干净。
在返回的路上，老查和他的两位老友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着思想界各种动态，他们不搭理我，我插不上嘴。他的这两位老友在地下斗争中，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级，此时的地位一个比查高，一个是同级，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知识型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哪会把我一个普通的党员放在眼里，年纪又小又不是搞政治或哲学的。可是我从来认为自己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因此忍不住地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女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太好了，她说得对，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老查瞪了我一眼说：“不要瞎说。”我反驳道：“怎么是瞎说？每次选人民代表，都是内定好了，只要群众画圈圈......”查打断我的话说：“领导推荐是有人民性的。”我不服地反驳道：“可人民不认识他们，再有她说的肃反扩大化也是事实呀！”老查说：“你呀！水平太低了。”一句话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想和查辩论，可老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和老友说话。我感到委屈也很不服气，但也只得暂时沉默。现在看来老查也没有说错，我当时是‘水平’太低了。所谓‘水平’，在政治中就是要善于识风向，也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我哪懂这个，就是掰开揉碎地和我讲，我也不会接受的，我自认为是真理就应该坚持，这种认死理的性格，正是以后对我的批判不断加温的原因之一。
四、参加市文联鸣放会
春末，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头霞公府内的市文联小院，树绿花红，一片雅静。可会议室内，言辞激烈，气氛不断升温。‘点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他在市文艺界做了鸣放的动员报告，接着添柴加薪的是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报告。文联的专业作家和刊物编辑都纷纷响应党号召‘鸣放’。我被曾平派到文联参加鸣放会、蹲点了解情况。会开了四、五天后，议题由务虚到务实。一位叫施白芜的老作家，颤巍巍地将他虚胖的身躯从坐位上竖起，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着陈旧血迹的手帕，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看！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时，逼得我吐血的那条手帕。硬说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凭据，非逼我承认，不承认，就向我吐唾沫，逼得我当场吐血。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就把我抓进监狱......”说到此处声泪俱下：“虽然后来把我放出来了，可深深伤害了我的心。我希望领导在这次运动中能真像动员报告中说的：“要大胆提意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希望对我这次提的意见真正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总结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团结大家建设新中国。”转而他充满深情地说地“党的整风运动像春风吹绿了大地，苏醒了我们冻僵的心，我们要把心里话说给党听，向亲爱的母亲进点忠言，这也是我们的孝心......”
他的话声刚停，还没坐稳，诗人张明权站起来激情地朗诵起他的新作：“人啊！远祖给了你站起来的权利，为什么你还跪着，站起来，站起来......”青年作家刘绍棠也争先恐后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抢言道：“多慈祥的母亲，多好的党啊！为了大家庭共同的利益，诚恳地希望儿女们多给她提意见。我就敞开的说：......于是刘绍棠口若悬河，大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作修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现在要重新审视，该“提高”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应有新的发展等。
你坐他起、争先恐后，言辞铮铮、烟雾缭绕。我的心在沸腾，“母亲”既然向儿女们展露笑容，我也有满腔的话要对党说啊！
我思索着：1955年肃反中，像施白芜所说的那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就开斗争会，阵势凶狠，方式野蛮，吐唾沫、辱骂、诬蔑，甚至随意抓捕入狱的现象，在文联之外，不也有吗？所谓的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联的人，入狱的也不少，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文化局长，革命老区来的作家王亚平不也因此入狱一年吗？难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真是扩大化了？我又为党解释：毛主席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发生上述问题也难免。但我又想：即使由反胡风发展到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是正确的，在作法上也可以改进吗？是不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确认了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呢？这不也符合毛主席说的“凡事要加强调查研究”的原则吗？。这些天我的处长曾平又上别处点火去了，只留我在文联蹲点。我严守党委机关的工作原则，在市文联鸣放会上没有发言，没有表露我的任何想法。
从市文联出来，我多想找老查谈谈，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气冷淡的样子，委屈情绪就来了，一转身回了母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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