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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德顺是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目光无力，表情温和。开始他对我们说：“我啥困难都没有，就是她思想搞不通。”小孙说：“谈谈你本人在队里有什么困难吧。”他说：“我工作得很愉快，社员们都拥护我，可她老让我到城里找工作，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可她说你这身子骨在这儿再熬下去，活不到30岁，你死了，我怎么办？我是不愿意离开的，哪那么容易死。”我问他收入情况，他坦白地说：“收入减少了。”他分析：“主要原因是干部管理不善，浪费大，其实今年地里并不减产。”当他妻子去院子里拿笤帚时，他说：“我拿她真没办法，她成宿成宿不睡觉，眼睛直发愣，我真怕她寻死。我准备暂时到城里找个工作做，过几十天再回来。我撒手走了，又不对又难过。我现在工作得是真高兴，我还写了个快板呢。”他从玻璃匣子里拿出他写的快板给我们看，有200多行，歌颂合作化的。“要不是有孩子，我也就算了。”我懂了，司德顺为什么在会上没说真话？他不愿在会上说泄气话，多好的青年啊！
这些农民不管是吐苦水的，还是说气话的，还是像司德顺这样说话顾大局的，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多么苦，从日出到日落每天始终辛苦地为国家生产粮食，那个王奶奶好不容易打了150斤小麦还舍不得吃，卖给了国家。司德顺妻子情绪虽然大，但也能够令人理解，谁又不憧憬美好一点幸福一点的生活呢？她条桌上的那些花不正是她心灵的透露吗？冬小麦啊冬小麦，他们都是冬小麦啊！他们忍受着寒冷，挣扎着生长，最后奉献出芳香的小麦。
北京解放前，苏联的小说就宣传合作化是农村革命的方向，解放后，又看了许多苏联宣传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电影，苏联农庄老大妈欢乐舞蹈的场景至今深印脑海。但在下乡调查中我没有看到我们合作社有苏联电影中所表现的集体农庄的那种富裕幸福。
我回到单位后，把这真实情况汇报给领导，只想引起领导注意改善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这时也正是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人们帮党整风的时候。我也感到政治空气活跃了，早春天气到了。接着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冬小麦之歌》这首诗，表达我对农民精神的敬爱和我受到的启发和鼓舞。
[没想到半年后，我的汇报和诗都成了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罪状，我坠入雾谷，晕头转向。
半个世纪过去了，2005年10月29日，我乘地铁，霎时就到了高碑店，又找到了司德顺的家，他上同仁医院看眼病去了，他的妻子接待了我，就是那个曾经不爱答理我们的漂亮而无心情无条件打扮的农妇。如今她穿着花夹袄，住房相当宽敞，用玻璃顶封闭的庭院约百米大，中间放置饭桌，三边是内室，透过玻璃窗可见室内沙发、电视机等；一边是她二儿子的书柜，还有厨房、浴室、储藏室。她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谈起改革开放后生活逐步改善、蒸蒸日上，她笑口难收。当年那个躺在炕上，满身污垢的小男孩，现在承包了三家企业，另盖了两座庭院和楼房，变了，是该变了，变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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