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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时，我个人有点犹豫。但是几经斟酌，觉得使用这个标题为钟鸿女士的这部自传性的记实之作的前言，还不失为贴切。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而忘我奋斗；此外她年轻时是一位秀雅而美丽的姑娘，革命的憧憬与文学梦想同时孕育于怀。她经历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婚姻的畸形幻灭，劳动改造岁月的酷暑寒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世伤痛.....．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遗留下的所有痛苦，似乎都挤压在一个女性身上，因而当我读罢书稿后，深感这是一曲人生咏叹的悲歌，心灵久久为之失衡。掩卷深思，这曲巾帼红颜悲歌之源，始自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又经反右运动，膨胀于疯狂的文革年代。
我与钟鸿女士初识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我作为初涉文坛的一个青年作者，她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在一些文学会议上，她虽然只是旁听或记录，但出于对党领导的理性认知，我还是把她当成党的潜影。可是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在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这位安静而儒雅的女士，竟然先于王蒙、燕祥、友梅、绍棠和我划成右派分子。当时，虽然我已惶惶不可终日，但还是为她划右而感到不解，听说她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一首题为《冬小麦之歌》的小诗，成为她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佐证之一。那首小诗诗文如下：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仅今天的读者会觉得其荒唐，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过滤其诗中的几行文字，也很难从其词语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子来，促成钟鸿开始了她人生的冰雪炭途。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笔者在没有被送进“大墙”为囚之前，曾有幸与钟鸿在一起改造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荏苒，已然流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钟鸿在那个年代的形影，仍然鲜活如初：那地方是一个大山峡谷，名叫“一担石沟”，她当时干的活是喂猪，每天从山下挑着猪食，一步步地攀登石崖，把猪食挑送到山上的猪舍。有时也上山割荆，背着一捆捆荆枝，从大山之巅下来。当时，我只看到她欢快地接受惩罚性的劳动，不解她内心深处的沧桑。
直到今天，她把这部生命自白的书稿，摆到我的书桌上，我才从其字里行间得知了她心灵上承载的重轲。她是个蹚过苦水河的女人，燕祥曾这样总结钟鸿的经历，说她是“把女人的一切不幸，都集中于一身的女性。”这真是对钟鸿一语中的的解析。书中，关于两次婚姻的不幸描述，已让我内心酸楚；她儿子的遭遇，更是催人泪下——特别是次子小建一在文革时期，为一本红宝书而变成跛足、后又过早离开人世的章节，让我为身为母亲的钟鸿而心灵震颤……
静夜深思，不禁在内心深处升腾起对钟鸿的深深的惋惜之情。她出身名门，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武道和东方文采两种基因：她的生父钟皿浪，从北伐战争直到革命战争，可谓披荆斩棘的一代浴血帅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她的母亲是唐代的诗相贺知章的后代，当属于名门闺秀；加上她的继父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长沙任教时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无论从遗传学的“硬件”，还是她自身的资质上讲，都能成为中华一代天骄。但是历经几十年的蹉跎岁月之后，云霄大鹏与尘世哀雁的强烈反差，让人唏嘘感叹之余，深感到世道之有失公允。
笔者非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深感绵软的笔锋，无力解析历史的冷面和怪诞。但笔者知道钟鸿个人痛苦的心灵史，绝不属于她个人，而隶属于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台风不停地刮，大树低头，小树折腰，上至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皮肉里都留下了时代强台风肆虐的烙痕。不是吗？好在她凭着生命的毅力和人生的理想，她闯过了“台风”季节，坚强地活下来，而且为社会作出贡献。笔者希望钟鸿女士更加珍惜人生的黄昏斜阳，让多采的半支莲在晚霞中潇洒摇曳。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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