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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是一个极少自省的人,也不关心自己过去的缺点和失败,他只是从过去的生活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继续前进。他极其珍视自己在美国所能获得的东西。那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保守政治的源泉。他如此关注呈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以至于他看起来好像有些迟钝了。无论他在做什么,他都充满了快乐,可他同时也野心勃勃,订好了可以将自己有效地带入未来的策略。他常常谈论政治,谈论或许某一天会去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那些认识他的人已经完全意识到,他说那些话不仅仅是在做白日梦,而是在谈论自己未来的计划。
“我最感到高兴的是,我可以专注于一个我希望将来能实现的理想。”阿诺在1986年说,“当我做白日梦的时候,我能够如此清晰地看到这个理想呈现在我的面前,以至于它几乎就是现实。随后,我得到了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并不急于到那儿,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在那儿了,只是个时间问题。”
阿诺明白,盛名之下是有风险的,名声将他与大多数人所谓的生活分隔开。他想在最广、最深的层次上体验生活,可作为一个百分百的名人,在过分注重自己行为的生活状态下,他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并非总是让保镖簇拥在他的周围,也没有局限在豪华轿车和私人飞机的生活。他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那样,但是当他想要时,他就跳上他的哈雷摩托,与朋友一起大叫大嚷地驶进山里,或者再次驱车去贝弗利山酒店的罗马咖啡厅,那里有着欧洲移民和当地人的混合风格,或者和斯文、佛朗哥一起出去闲逛,取笑过往的行人。他喜欢在家里举办晚会,在自己家里,他可以一直聊天到深夜,而且这些晚会并不是为了买卖或者签订合同而举办,只是为了与好友共度一段美好时光。
阿诺也同样会为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而兴高采烈,这些平凡小事跟轰轰烈烈的大事带给他的喜悦一样多。他偶然也会质疑他正在做的一切事情是否有意义。有时,他觉得他已经拥有的钱和将来要挣的钱都毫无意义。有时他觉得自己沉醉于取得健美运动的最高荣誉也毫无意义。有时他觉得梦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明星也毫无意义。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他问自己,“虚无。虚无。虚无。如果你轻视这个世界,你会说‘混账,这些家伙疯了’。你知道我站在舞台上设法赢得宇宙先生称号时想些什么吗?我说:‘这一切难道不是绝对地滑稽和愚蠢吗?你在这儿是为了努力成为世界上肌肉最发达的男人。’”
阿诺的朋友们明白,他们要有趣、乐观,不要因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苦恼和牢骚而加重他的负担。他不喜欢老是唱反调的人,任何制造消极气氛的人一出现就会被他赶走。他有一些带有魔力的口头禅,用这些口头禅,他能把某个高墙般的障碍物变成大路上的土坷垃,它造成的颠簸就像狂欢嘉年华骑马旅行的感觉。一切都难以置信,如果不是的话,只要用上他的口头禅,也会变得那样。让那些有异议的人见鬼去吧。
阿诺的许多朋友身上都散发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男子气概,但这并不是使这些男人凑到一起的唯一因素。尽管他们很少揭示这一点,但每个人都有一种根植于痛苦经历的敏感性。他的慕尼黑朋友阿尔贝特·布泽克的一个儿子死于癌症,他的妻子则长达数十年与多发性硬化症搏斗,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了最令人敬佩的乐观精神。在撒丁岛,佛朗哥没有钱,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前途,但他能从这种最平庸的境况中挣扎出来。斯文的父亲是一个警官,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一钱不值的笨蛋。所以斯文生活的大部分是一场斗争,一场为了赢得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认可而进行的斗争。阿诺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没完没了地徒然地刨掘过去的余烬,过去的经历仍然影响着他们,也成了使他们成为终生朋友的因素。
尽管阿诺已经成了一个大明星,但他仍在朋友们身边。布泽克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在外景拍摄场地的阿诺,而且只要他想倾诉,阿诺就在那儿倾听。斯文移居到了美国,长期为阿诺拍电影服务。佛朗哥获得了他遇到阿诺之前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获得的进步,现在他开始了作为一名按摩治疗医生的新的职业生涯。
据说,阿诺在友情上有些吝啬。他曾私下里跟朋友抱怨,玛丽亚和她的家庭是多么吝啬,但当他的朋友需要得到帮助来改善处境的时候,他却几乎从没慷慨过。他关心他的伙伴,但即使在他自己几乎不必付出更多代价的情况下,他也完全可以为他们做多得多的事情。佛朗哥试图拥有自己的电影事业的时候,他本可以帮助他。他本可以不断鞭策斯文。但这些他都没有做,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想和他继续做朋友的话,他们不应该要求什么。
这种友谊超越了巨大的财富差异,但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一边倒的性质。朋友们等待阿诺。阿诺不会等待他们。尽管他们跟阿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无礼、吵闹,但他们中的每个人对阿诺都心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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