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第三部分
《在路上》　第十节（3）

    老警察继续津津有味地回忆阿尔卡特拉兹的恐怖。“我们让囚犯像士兵似的排好队齐步走去吃早餐。没有一个走乱步子的。一切都像钟表那样精确。你们应该看看。我在那里当了二十二年看守。从没有碰到麻烦。那些家伙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有不少看守对待囚犯心肠太软，倒霉的通常就是这些人。就拿你本人来说吧——根据我对你的观察，你对那些家伙太宽大了。”他举起烟斗，盯着我。“你明白吗，他们会利用你的弱点。”

    我明白。我对他说，我不是当警察的料子。

    “是啊，不过是你自己申请做警察的呀。你得自己拿主意，不然你什么都做不成。你有责任。你宣过誓。这类事情没有妥协的余地。法律和秩序必须维持。”

    我无话可说；他说得在理；不过我要的是夜里溜出去，跑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我要了解全国各地的人在干什么。

    另一个警察斯莱奇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黑色的头发剪成板寸，脖子时不时神经性地抽动一下，像一个老是用拳头打自己另一个手掌的拳击手。他打扮得像是过去的得克萨斯骑警。他把左轮手枪和子弹佩带在腰下很低的地方，还带着一根短柄马鞭和七零八碎的皮件，仿佛是活动的拷打室：锃亮的皮鞋、大开襟的夹克、趾高气扬的帽子，除了靴子以外，骑警的配备都齐全了。他老是向我示范擒拿的手法——一个箭步抢到我胯下，干净利落地把我扛了起来。就体力而言，我用同样的擒拿手法可以把他举到天花板，这一招我很熟练；可是我从不在他面前露一手，怕他要和我来一场摔跤比赛。和那样的家伙比赛摔跤结果很可能是拔枪相见。我觉得他的枪法肯定比我好；我生平从未有过自己的枪。我给枪上子弹都害怕。他拼命想逮捕几个人。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值勤时，他气得满脸通红地回来。

    “我吩咐那里的几个小伙子安静下来，他们仍旧喧闹。我说了两遍。我一向给人家两次机会。从不给第三次。你跟我来，我要回那里去逮捕他们。”

    “呃，让我去给他们第三次机会吧，”我说。“我去同他们谈谈。”

    “不，先生，我给人家的机会绝对不超过两次。”我叹了一口气。我们出发了，直奔那个喧闹的房间，斯莱奇打开门，命令里面的人挨次出来。局面很尴尬。我们大家都脸红。这就是美国的现实。每个人都干着自己认为是应该干的事情。一帮人晚上高谈阔论，喝喝小酒有什么不对？但是斯莱奇要证明些什么。他要我陪他去是提防他们突然袭击。他们有可能这么做。他们都是兄弟，都来自阿拉巴马。我们悠闲地走回警局，斯莱奇在前，我殿后。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对我说：“你去同那个倔头倔脑的哥们打个招呼，请他高抬贵手。我们有可能因此被解雇，去不了冲绳。”

    “我去同他说说。”

    我在警局对斯莱奇说，这件事不必太较真，放他们一马算了。他仍旧涨红脸，提高嗓门说：“我给人家的机会绝不超过两次。”

    “喔唷，”阿拉巴马人说，“两次三次有什么差别？我们可能因此丢掉饭碗，”斯莱奇一言不发，自顾自开了拘捕单。他只拘捕了一个人；他召来市里的巡逻车，把那人带走。其余的几个兄弟沉着脸走开了。“妈会怎么说呢？”他们嘀咕着。其中一个回到我身边。“你去告诉那个得克萨斯的婊子养的，假如明晚之前我们的兄弟不放出来，他休想太平。”我心平气和地把原话转告斯莱奇，他什么也没说。那个兄弟给放了出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拨工人乘船离开；又来了一拨新的更野的工人。若不是为了雷米·邦库尔的缘故，这份工作我两小时都干不下去。

    雷米·邦库尔和我两人多次一起值夜班，在那种情况下，什么都乱了套。我们悠闲地兜了晚上的第一个圈子，雷米试试每一扇门是否锁好，希望找到一扇没有锁上的。他总是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找一条狗，把它训练成超级小偷，让它进到那些家伙的房间，从他们的口袋里叼出钱来。我要把它训练得光叼美元现钞；我要让它整天嗅钞票的气味。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我要把它训练得只叼二十元面额的大钞。”雷米充满了疯狂的念头；几星期来，他的话题就是那条狗。没有锁好门的情况他只发现过一次。我不赞同这个主意，我在过道里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雷米悄悄打开那扇门，面对面看到的竟然是工房管理人。雷米特别讨厌那个人的脸。他有一次问我：“你时常谈起的那个俄罗斯作家姓什么来着——那个把报纸塞在鞋子里、头上戴着一顶从垃圾桶里拣来的大礼帽的人？”那是我向雷米很夸张地形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哦。就是他——就是他——托斯提奥夫斯基。”他发现的惟一一扇没有锁好的门是托斯提奥夫斯基家的。托斯提奥夫斯基睡眠中听到有人摆弄他家的房门拉手。他穿着睡衣起来，来到门口，丑陋的程度要比平时加倍。雷米开门时看到的是一张充满仇恨和生闷气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试试门。我以为这是——呃——放拖把的房间。我在找拖把。”

    “你找拖把是什么意思？”

    “呃——啊。”我上前插嘴说：“有个人在楼上的过道里呕吐了。我们得把它弄干净。”

    “这里不是放拖把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我就要对你们这两个家伙进行审查，开除你们！听懂了没有？”

    “有人在楼上呕吐，”我重复说。“放拖把的房间在过道那一头。那里。”他指着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拿拖把，我们这么做了，傻乎乎地拿着拖把上了楼。

    我说：“该死的，雷米，你老是给我们找麻烦。你为什么老是小偷小摸？”

    “世界欠我的，没有别的理由。你教不会老手唱新调。如果你再这样唠唠叨叨，我就要管你叫托斯提奥夫斯基了。”

    雷米就像个小孩。他在以前的日子里，在法国上学的孤单的日子里，被剥夺了一切；他的继父母把他往学校里一送就不管了；他遭到威逼，每个学校都待不长，都给轰了出来；他晚上走在法国的道路上，从他有限的词汇里拼凑出骂人的话。如今他一心只想把失去的东西都要回来；他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