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第三部分
《在路上》　第十二节（3）

    “别担心，老兄，”大邦佐说。“我们明天能挣许多钱；今晚我们不必担心。”我们回去找到了特雷、她的哥哥和孩子，在公路的灯光下开车到弗雷斯诺。我们都饿得慌。我们跃过弗雷斯诺的铁轨，进了弗雷斯诺墨西哥小镇杂乱的街道。模样古怪的中国人把身子探出窗外，看着星期日晚上的街景；一拨拨穿着长裤的墨西哥小姑娘招摇过市；自动唱机放出喧嚣的曼博舞音乐；街上的灯彩像是过万圣节。我们进了一家墨西哥餐馆，吃了玉米饼裹捣烂的菜豆，味道很好。我掏出身上最后一张崭新的五元钞票，付了特雷和我的账。这五元钱本来计划用到新泽西，现在只剩下四块了。特雷和我面面相觑。

    “我们今晚睡哪儿，宝贝？”

    “我不知道。”里基喝醉了；他现在的声音柔和疲惫，不断地说：“来吧，哥们——来吧，哥们。”这一天真漫长。我们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仁慈的上帝安排了什么。可怜的小约翰尼躺在我怀里睡熟了。我们开车回萨比纳尔。半路上，我们在九十九号公路边上一家饮食店前猛地刹车。里基最后还要喝一杯啤酒。路边小店后面停着汽车拖车，支着帐篷，有几个破旧的汽车旅馆式的房间。我打听了一下价格，回答是两块钱。我问特雷怎么样，她说行，因为我们现在带着孩子，要让孩子舒服些。酒馆里有个牛仔乐队在演奏，一些脸色阴沉的流动农业工人歪歪扭扭地在音乐伴奏下跳舞，特雷和我喝了几杯啤酒后，带着约翰尼进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准备睡觉。邦佐还在外面转悠；他没有睡的地方。里基到葡萄园他父亲的棚屋里去睡了。

    “你住在哪儿，邦佐？” 我问道。　

    “没有地方住，老兄。照说我应该同大罗塞住在一起，可是她昨晚把我撵了出来。我打算去把卡车开过来，今晚睡在卡车里。”

    响起了拨弄吉他的声音。特雷和我一起望着星星，我们亲吻。“明天，”她说。“明天一切都会很好，你说呢，亲爱的萨尔，哥们？”

    “当然，宝贝，明天。”老是明天。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听到的总是它——明天，一个可爱的词，这个词儿也许意味着天堂。

    小约翰尼衣服也没有脱，在床上蹦了几下就睡了，他的鞋子里撒出了沙子，马德拉的沙子。特雷和我半夜里起来把床单上的沙子掸掉。我早晨起身，梳洗后在附近转转。我们在棉花地和葡萄园中间，离开萨比纳尔有五英里。我问经营宿营地的胖女人，有没有空的帐篷出租。最便宜的帐篷没人住，租金每天一块。我掏出一块钱，住了进去。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炉子，支杆上挂着一面有裂纹的镜子；气氛很令人愉快。我进去时得弯下腰，进去后看到了我的宝贝和我宝贝的孩子。我们等里基和邦佐开着卡车来。他们带着瓶装啤酒来了，开始在帐篷里大喝起来。

    “粪肥怎么啦？”

    “今天太晚了。明天，哥们，我们挣许多钱；今天我们喝啤酒。你说呢，要啤酒吗？”我不需要别人怂恿。“来吧——来吧！”里基嚷道。我开始理解，我们要靠粪肥卡车挣钱的计划永远行不通。卡车停在帐篷外面。它发出的气味同邦佐身上的一样。

    那天晚上，特雷和我在带露水的帐篷里上了床，夜晚气氛甜蜜。我正要睡时，她说：“你现在想同我做爱吗？”

    我说：“约翰尼怎么办？”

    “他不会察觉的。他睡熟了。”其实约翰尼没有睡，不过他没有作声。

    第二天，小伙子们开着粪肥卡车回来，又开车出去寻找威士忌；他们回来后在帐篷里欢饮了一场。那天晚上，邦佐说外面太冷，于是裹了一张散发着牛皮气味的油布，睡在我们帐篷里的地上。特雷讨厌他，她说邦佐整天围着她的哥哥转，目的是接近她。

    看样子，除了特雷和我快要挨饿之外，什么事也成不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去田间走走，打听打听有没有摘棉花的活儿。人们让我出了营地，到公路那边的农场去问问。我去了，农场的主人同女眷一起在厨房里。他从里面走出来，听了我的要求，提醒我说，每摘一百磅皮棉，他只付三块钱。我估计自己每天最少也能摘三百磅，便答应下来。他从仓库里找出几条帆布长口袋，对我说，摘棉花的工作天亮就开始。我十分高兴地跑回去告诉特雷。半路上，一辆运葡萄的卡车在路上一块高出来的地方颠了一下，震出好几大串葡萄，掉在滚烫的柏油路上。我捡起来，带回家。特雷很高兴。“约翰尼和我跟你一起去摘，帮一把手。”

    “啐！”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要知道，摘棉花是非常吃力的活儿。我做给你看。”

    ①Simon Legree，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96）所著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凶狠毒辣的奴隶贩子。

    我们吃葡萄，傍晚，里基带来一个面包和一磅汉堡牛排，我们吃了野餐。有一个比较大的帐篷紧挨着我们，里面住的是一家流动摘棉花工人，爷爷整天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年纪太老，干不动了；儿子、女儿以及孙子辈，每天破晓时穿过公路，到我干活的农场主人的地里去摘棉花。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说，由于沾上露水的关系，清晨的棉花比较重，挣到的钱要比下午多。话虽这么说，他们仍旧从日出干到日落。爷爷是三十年代天灾时期从内布拉斯加迁移来的——全家坐了一辆破旧的卡车。我的蒙大拿的牛仔朋友也告诉过我，那场天灾就是沙尘暴。此后，他们就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爱干活。十年来，老头儿子的子女增加到四个，其中几个的年纪大得可以摘棉花了。那时候，他们的境况有了好转，摆脱了西蒙·勒格里①式种植园的极端贫困，住进了比较体面的帐篷，那就足够了。他们为现在的帐篷感到非常骄傲。

    “还打算回内布拉斯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