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第一部分
《在路上》　第三节（2）

    一辆满是工具的卡车，仿佛是安装着轮子的工具棚，司机站着驾驶，像是现代的送奶工。他让我搭车走了一长段上坡路，然后我又搭上前往衣阿华州埃德尔镇的农民父子的车。我在这个镇加油站附近的一棵大榆树下，同另一个免费搭车旅行的人交了朋友。那是个典型的纽约人，祖籍爱尔兰，主要的工作经历是替邮局开卡车，现在前去丹佛找一个姑娘，另谋生活。我觉得他在逃避纽约的某些东西，很有可能是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三十来岁，年纪轻轻，却像酒徒那样有个真正的红酒糟鼻，若不是因为我生性随和，对任何表示友好的人都来者不拒，这种人通常会叫我厌烦。他上身穿一件破旧的运动衫，下面是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除了一个袋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其实袋子里只有一把牙刷和几块手帕。他说我们应该结伴旅行。我本想拒绝，因为他的模样在路上实在太寒碜。不过我们还是走在一起，搭上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的车子到了衣阿华州的斯图尔特。结果困在那里一筹莫展。我们站在斯图尔特火车票务室前面等西去的车辆，足足有五小时之久，太阳都下山了，我们先是讲各自的经历，接着他讲下流的事情，然后我们踢小石子，发出各种可笑的噪音。我们玩腻了。我决定花一块钱喝啤酒；我们去了斯图尔特的一家老酒馆，喝了几杯。他像在纽约第九街晚上的情况一样很快就醉了，快活地凑到我耳边，把他一辈子最下流的乱梦都嚷给我听。我开始有点喜欢他了，倒不是因为他像后来证明的那样是个好人，而是因为他对任何事物都兴致勃勃。我们在黑暗中回到公路旁，没有谁经过，当然更没有人停下来让我们搭车。那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我们试图在火车票务室的长椅上睡一会儿，但是票务室里面的电报机整夜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外面庞大的货车挂钩时哐啷哐啷的撞击声使我们无法入睡。我们以前没有扒过货运列车，不知道该怎么干；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东行还是西行，也不知道该选择棚车、平板车，或者冷藏车。因此，破晓前，当奥马哈的公共汽车驶来时，我们就跳上了车，加入了睡觉的乘客行列——我付了我自己的和他的车费。他的名字叫埃迪。他让我想起了我在布朗克斯区的表弟。由于这个原因，我同他一见如故，仿佛同行的伙伴里有个老朋友，一个可以说说笑笑的好脾气的家伙。

    拂晓时，我们到了康瑟尔布拉夫斯；我望着车窗外面。整个冬天，我看了不少有关西部拓荒的书籍，一拨拨赶着大篷车的移民出发前往俄勒冈和圣菲之前，先在那里开会；如今事过境迁，灰蒙蒙的晨曦下只有一些式样各异的、小巧精致的郊区别墅。我们随即进入奥马哈，天哪，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牛仔，那人头戴高顶阔边呢帽，脚蹬得克萨斯长靴，在牛肉批发仓库光秃秃的墙边行走，除了装束以外，同东部清晨砖墙边沮丧的行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下了公共汽车，步行登上浩荡的密苏里河千百年来冲刷形成的长山，奥马哈就傍山而建。我们在路边伸出大拇指表示要搭车。一个戴着高顶阔边呢帽的有钱的牧场主捎了我们一段路，他说普拉特河流域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般辽阔，我望着远处顺着河床蜿蜒而去的大树和周围郁郁葱葱的绿色田地，几乎同意了他的看法。随后，我们又站在十字路口等候顺路的车辆，天空开始阴暗下来时，一个身高六英尺、帽子顶不太高的牛仔招呼我们过去，想知道我们两人谁可以驾驶。埃迪当然可以，他有驾驶执照，我没有。那个牛仔有两辆汽车，准备开回蒙大拿。他的妻子在大岛，他希望我们把一辆车开到大岛，由他妻子接手。当时他正往北去，只能把我们捎到十字路口。到内布拉斯加足足还有一百英里路，我们欣然接受了建议。埃迪独自开一辆车，牛仔和我跟在后面，我们出城不久，埃迪玩兴大发，开始把速度提高到每小时九十迈。“该死的，那小伙子在干什么呀！”牛仔嚷道，也开足马力跟了上去，两辆车子像是赛车似的。有一会儿，我以为埃迪想开了车子逃跑——也许他确实有那种打算。但是牛仔紧追不舍，最后赶上了他，使劲按喇叭。埃迪放慢了车速。牛仔按喇叭示意他停下来。“该死的家伙，你那种速度会爆胎的。你能开慢一点吗？”

    “我真的到了九十迈吗？我真混，”埃迪说。“路况这么好，我没有注意。”

    “开得平稳一点，大家太太平平地到大岛。”

    “当然。”我们重新上路。埃迪安静下来，可能有点瞌睡了。我们沿着在翠绿的田野中间蜿蜒而去的普拉特河，在内布拉斯加跑了一百英里。

    “在大萧条时期，”牛仔对我说，“我每个月至少扒一次火车。在那些岁月里，一辆平板车或者棚车往往挤上几百号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流浪汉，而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形形色色的失业者，有一些则是漫无目的地流浪。西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火车的司闸员不会找你麻烦。今天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我不喜欢内布拉斯加。三十年代中期，这个地方荒凉得很，放眼望去，只是一大团沙尘。呼吸困难，气都透不过来。土地是黑色的。那些日子，我就在这里。他们可以把内布拉斯加还给印第安原居民，我才不稀罕呢。全世界都没有比这个该死的地方更叫我讨厌的了。现在我的家乡是蒙大拿——米苏拉。你有机会不妨去那里，看看上帝的国度。”傍晚时分，他说话说累了，我抽空睡了一会儿——他是个有趣的谈话者。

    我们在路边停下来吃点东西。牛仔走开去补一个备胎，埃迪和我在家常小餐馆坐下来。我忽然听到一阵世间少有的响亮的笑声，紧接着，这个粗犷的内布拉斯加老农带了一批人来到小餐馆；你可以听到他的刺耳的叫喊声响彻平原，响彻他们整个灰蒙蒙的世界。别的人都跟他一起大笑。世界上什么事都不会让他烦心，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关心。我心想：哇，听那人开怀的笑声。那就是西部，我就在西部。他风风火火地进了餐馆，嘴里叫着茂的名字，内布拉斯加数茂做的樱桃馅饼最好吃，她给了我一块，上面还舀了一大勺冰淇淋。“茂，赶紧给我弄点吃的，不然我要把自己生吞活剥吃掉了。”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呵呵地笑起来。“再给我加一点煮豆子。”坐在我旁边的人就是西部精神的化身。我真希望了解他的生平，除了那样大笑和嚷嚷之外，他还做些什么。真有劲，我对自己说，这时牛仔回来了，我们一起出发去大岛。

    我们很快就到了大岛。他先去接他的妻子，然后去迎接等候他的命运，不管是好是坏，埃迪和我则继续上路。两个二十岁不到的乡下牧工驾驶着一辆拼装起来的旧汽车，让我们搭他们的车跑了一段路，在上行线上的一个地方放我们下来，这时天还下着牛毛细雨。一个老头一言不发把我们捎带到谢尔顿——天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埃迪失落地站在公路边，面对一群无处可去、无事可做的矮墩墩的奥马哈印第安人。路对面是铁路轨道和漆有“谢尔顿”字样的水塔。“该死的，”埃迪吃惊地说。“以前我到过这个镇。那是多年前战争期间的事了，那天深夜大伙都在睡觉，我到月台上抽烟，我们待的地方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到处一片漆黑，我抬头张望，看到了水塔上‘谢尔顿’几个字。列车驶向太平洋海岸，车上的每一个傻瓜都在打鼾，火车只停留几分钟，大概是加煤生火或者什么别的原因，接着我们就开走了。该死的，这个谢尔顿！此后我就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给困在谢尔顿了。正如在衣阿华州的达文波特一样，路过的都是农民的车辆，偶尔有一辆旅游车，那情况更糟，因为开车的都是老头，他们的妻子要么对车外的景点指指点点，要么仔细研究地图，对任何东西都抱有怀疑的态度。

    牛毛细雨越下越紧，埃迪衣服穿得很少，说是觉得冷。我从帆布袋里翻出一件彩格花纹的羊毛衬衫，他穿上后觉得好一些。我有点感冒。在一家印第安人开的破烂小铺子里买了一些止咳糖。我到那个两英尺宽、四英尺长的邮局，给我的姨妈寄了一张明信片。我们回到灰蒙蒙的公路上。面前还是那个漆在水塔上的“谢尔顿”字样。罗克艾兰过去了。我们看到普尔曼卧车车厢里的旅客模糊的脸一晃而过。列车呼啸着穿过平原，驶向我们向往的方向。雨下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