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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忘不了巴掌大一块葬地
全国性的地旷民稀，牵动了不少儒生恢复上古井田制的情思。孟子曾经说过周代实行井田制的情况：“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在这八家中，各家种私田一百亩，合耕公田一百亩，作为对国家的贡赋。他们“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相亲睦”。这种井田制虽然是被理想化了的，却为历代政治家和儒生所向往。它是不是纯粹乌托邦式的空想呢?也不是。北魏时候李安世上均田疏，提出依照井田制，实行均田，以使“土不旷功，民无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小民获资生之利，豪右无余地之盈”。于是，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之诏。而后，在唐初实行了有名的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从而造就了贞观之治和大唐盛世。历史经验表明，让农民有土地可耕，获资生之利，避免土地过度集中，是保证小民生计、国家税收、社会安定的基本前提，是造成太平盛世的真实基础。井田或均田，首先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是开明皇帝和政治家的治国良策。当然，也是农民的愿望。明朝开国，人稀地荒，不少儒生和政治家认为，眼下正是实行井田或均田的良好时机。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就大声疾呼“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义”，认为江汉以北，平壤千里，画而井之，甚易为力，至于吴越山险溪绝之地，则不必胶柱鼓瑟，“但使人人有田，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则可矣”。与朱元璋“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的江西才子解缙向元璋《献太平十策》，第一策就是请“参井甲均田之法”。说，不必拘于方里而井，事事合古，但应汇集天下丁口田亩各若干，计丁授田，各治私田，共耕公田。有地狭人稠土地瘠薄之乡，政府资以舟车，给其衣食，徙之江淮闲旷之地。尸里之内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方孝孺和解缙的这些议论出自洪武晚期，而且带有较强的复古气息，但是乘时趁势，计民授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避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社会动荡，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则是建国后有识之士的共同思想。其实，对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社会弊端，朱元璋比这些儒生的泛泛议论更有切肤之感。他深知农民多么需要一块供自己支配借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他不会忘记为巴掌大一块葬地怎样去哀告田主。就是因为刘继祖当初慨然施舍了这丘垄之地，使他终生难忘，他登基后不久，就封刘继祖为义惠侯，正说明苦难的过去给他打下了深深烙印。他也深深知道，富室豪霸挟持勾结官府欺压小民给国家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他不奢望上古三代的井田制，他甚至知道，眼下形势连均田制也无法推行，北国固然荒野连天，而在江浙财富之区则是富室相望，田连阡陌。他必须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综观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在坚定地为建设一个理想而又可行的小农社会而果决地行动。
使北方百姓在垦荒过程中得到一块土地并不困难。洪武三年(1370)设立司农司，推行计民授田，规定无田者每户授田十五亩，蔬菜地两亩，有力量的不限此数，要求先分配靠近府州县城的田地。这实际是规定最低垦田数，百姓们粗耕而占有的当不止十七八亩。移民开垦的地区，也是计口授田。据保留下来的记录，在北平的景州(景县)、隆庆州(延庆县)、保安州(怀来县)都是每户五十亩，大名府每户一百亩，南直隶凤阳府每户八十亩。大约北方地区每户占田五十亩是官定常例，这同北方屯军每分五十亩大体一致。当然，这份耕地是土地权利，同时也是对王朝纳税服役的义务。
在江浙等“窄乡”是不是也有荒田可垦，也有通过垦荒而生长起来的自耕农呢?也有的。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州等府到洪武十六年(1383)还有垦荒七百余顷的年终报告，同年，山西平阳府也奏报开荒成绩显著。在苏州府太仓卫(弘治十年在卫城建太仓州)，于民户中曾“见丁授田十六亩”，也应该是授田垦荒。苏州府弘治年间比洪武初年田地增长一百九十八万亩，其中吴江县、常熟县、嘉定县都有较大数额的增辟。这大部增额也应来自垦荒，也应为自耕农所占据。当然，这些地区明初自耕农的数量要比北方少得多，所占份地数额也少得多。在这里有田十亩便可称康富之家。
(二)眼里容不得富人
明朝开国后，全国多数地区蓁莽荒芜，地主大户的产业自然也破落凋零。大规模的垦荒，不仅促进了自耕农的成长，也促成了中小地方的再生。垦荒不仅是劳动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农具、牲畜、种子的投入。谁更多地掌握这些生产资料，谁就可能占有更多的耕地。国家奖励垦荒，“不限顷亩”，减免徭役赋税，便利了这些“有余力者”占有更多的土地并占有他人的劳动。据有关记载，像河南临漳，有占田七八顷的。河南邓州有拥有棉花地一千亩的，在北平布政司事同一律，“富家隐藏逃户，辟地多而纳粮少，故积有余财而愈富”。像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这些老根据地，荒地很多，元璋又有“亏了五府供给，永远饶了他税粮”的圣旨，所以豪富之家大量开垦，有的多至百余顷。再有，就是随着土地买卖的频繁，自耕农迅速发生了两极分化。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新的地主富户便不断地迅速成长起来。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元璋的注意，针对抢占荒地和出租雇佃的情况，他发布诏令：对于荒地，要“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又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不许过分占为己有。”在全国多数地区，特别在黄淮地区，贫富悬殊，以富欺贫，开国之初还没有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但防微杜渐，元璋已采取了一些预防和对症措施。
与北方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江南地区，也就是原来张士诚辖区内的富户豪民却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洪武三年(1370)二月，他向户部询问天下富民的情况，户部回奏：从纳税数目看，江浙多富民巨室。以苏州府为例，每年纳粮一百至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户，五百至一千石的，五六十户，一千至两千石的六户，两千至三千八百石的两户，共计五百五十四户，每年约纳粮十五万零一百八十四石。这些人大约是有田几百亩到几千亩乃至万亩以上的大地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在国家与地方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元璋说：“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这些话自然是包含着他的切肤之痛。方孝孺说得更具体些：“今富贵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公家有散于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于富家者，则小民已代之输矣。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这是很显然的，富户豪民，祸害了小百姓，同时也就妨碍了皇家统治。朱元璋在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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