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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荣、赵继祖被逮捕。元璋把他们同锁在一个房间，置酒相待，问道：“我同你们二人一起在濠州起事，甘苦与共，实指望成就大事，共享富贵，为一代君臣，你们为什么要谋害于我?”邵荣说：“我等常年在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你却把我们的妻子老小拘留在应天，使我们骨肉分离，不得团聚，无非是为了你一己之利。我们不得已走上这条路。”说罢，不觉泣涕。赵继祖大声向邵荣说道：“要听我的话早下手，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猎狗死在床下。事已至此，死就是了，哭有什么用!”说话间，举杯痛饮。元璋不想就这样杀掉他们，七月十三日，他把将领们召集在一起，说道：“我不负邵荣，而邵荣做出这样的事，大家看应该怎样处理。”常遇春抢先愤然说道：“邵荣等凶恶已极。他们一旦忘恩负义，造反作乱，不利主公，接下来就要害及我等。就是主公不忍杀他们，我等也誓不与他同生于天地之间。”这些话正说到元璋的心坎里。但是，残酷的斗争不仅教会了元璋毫不手软的杀戮，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而且还教会了他毫无真情的作戏，用最冠冕的姿态应酬答对。他要会哭会笑。当笑而哭，当怒而笑。他的自身与他的感情和灵魂必须脱离，以便随时进行各种组装。这种自身与感情的对立，首先使他变成了战争与政治的奴仆和玩偶，久而久之，他的感情就可能不再是他自身的感情，而成为权势和威福的化身，成为权势和威福这个潜在暴君的感情。因而他就可能变得喜怒无常，把一切人一切事变成自己的奴仆和玩偶。目下的朱元璋像蛇蝎蜕皮，蛹蛾变幻，正处在酝酿与蜕变的过程中，但已经相当老道。他对邵荣等人的仇怨与愤怒真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可他们是同乡，是朋友，是多年的相知，邵荣、赵继祖联系着一同渡江的成千上万的弟兄，他要系住这些人的心，拴住这些人的情。他要在干净利索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做得坦荡，显出悲痛。于是，集合部队，学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样子，置酒洒泪与他们诀别，而后行刑处决。
几次事变都证实了刘基的预言。元璋同刘基的书信问答更为频繁，七月底，他派遣使者再次持书前往青田。信中写道：“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幸获殄灭奸党，疆宇少安，收兵避暑。遣人专诣先生前，虔求一来，望先生发踪指示耳，日夜悬悬。六月二十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谕以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现则可。使愚一见教音，身心踊跃，足不敢前。如此者何?盖以先生一二年间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敢违教，然择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时。是以再差人星夜诣前。望先生以生民为念，德教为心，早赐来临，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唯先生亮察，不备。”在刘基的文集中，这段时间内元璋写来的亲笔信还保留了两封，其中一封写于至正二十三年年初，信中写道：“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去岁先生行，曾言湖广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尽间二月内可得。果然。初至湖广，贼人诈降，后又坚壁不出，至今未下，实应先生之言矣。兹者，再行差人赍书诣前，专望先生早为起程前来，万幸，希亮察，不具。”这几封书信是星相占卜学上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它的足兹珍视，一来在于它的真实性，二来在于它的严肃性。这是元璋的亲笔书信，是历史上两个伟人关于星相占卜应验的真实记录。元璋不是一个简单角色，所问的又是军国大计，来不得半点障眼欺瞒与儿戏，刘基也绝不是信口雌黄的江湖术士，而是当世奇才，一代名流。元璋和刘基是就严肃的问题作严肃的探讨与预测。这预测的结果，元璋不仅感到满意，而且感到神奇。在这里，我们不能花太多笔墨介绍占卜星相学本身，也不打算对这部分文化形态作具体评价，而只是就刘基与元璋这段著名公案略作分析。
刘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长远预测，带有战略的意义，也可以叫做规律把握、趋势预测。对陈友谅、张士诚的战略决策和战役预测都属于这一类。预测学最大的应用价值正在这里。历史上的著名例证是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二类是防范性预测，指出一种可能性，特别是祸患的可能性，如对浙江、江西的部队叛变不幸而言中，因为预为措置而减轻灾祸，减轻心理压力；幸而未中，也不会遭受损失，受到责难。所以人们常常记起预言得到证实的而筛去不准确的部分。还有一种是短期行为和事变预测。这应该是预测学的基本任务。但就刘基对邵荣叛乱所作的预测，读者可以看到，他的用语相当含混，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六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可以有很多解释。这类预测的最终解释往往以事变的结果为定。随机、模糊和由此带来的神秘性，是星相占卜预测的显著特点。这种特点与云涛诡谲、瞬息万变的攻防战事恰相吻合，所以中国古代军事学与星相、地理、占卜之术常常密切结合。大凡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都要精通这些术数学问。而术数的精通，预测的准确，又以学问渊博、阅历丰富、勤于观察、敏于思索为前提。像刘基，就是当时第一流的学问家，于经史百家、医卜星历、兵法术数无所不通。他做过官，为过吏，遭过贬，领过兵，打过仗，足迹遍南北，交游遍四方，洞于人情，老于世故。又身在林泉，心系天下，元末各派政治势力的动静变化，无不细心观察，其现状与发展几乎是烂熟于胸。像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有很强的驾驭时局发展的能力，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和预言家是并不奇怪的。
研究天文、地理、占卜、术数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一大部分人谈天说地，信口吉凶，是为了混口饭吃，还有一部分学者，于经史诗赋之外，精研这种“杂学”，出于江湖术士流辈之上，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一旦战乱来临，他们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朱元璋手下的许多儒士，都兼具术士的特色，如李善长、秦从龙、陈遇、王冕等都精于术数之学，占卜之道。朱元璋都向他们请教过。元璋率师南征，路过婺州的兰溪，胡大海向他推荐了一个精通天文星占的月庭和尚，很受器重，命他蓄发娶妻。在婺州专门为他建观星楼。元璋也登上观星楼，向他学习星象观测和星占之术，后来元璋便养成这种夜观天象的习惯。在南京的宫庭里，他也经常露天夜坐，有时通宵达旦，观察星相变化。那时普遍的认识是天人感应，上天的星象世界与地上众生万有一一对应。通过星象变化的观测和占卜术，不仅可以事先了解战争成败，而且可以预知人事祸福。
在需要英雄的时代，往往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批出类拔萃者应运而生，形成光彩夺目的人才群落。那些闪光的思想和认识虽然常常同一两个人的名字同时传诵，但达到这种认识高峰的却绝非一两个人，而应该是一批人。比如，关于当时的形势发展趋势的预测，刘基的论述是精辟和卓越的。就在此后不久，至正二十二年(1362)初有一个精于天文、地理、卜筮之学的宁海儒士叶兑，上书朱元璋，畅论取天下大计，提出一纲三目，就准确地预言了事物发展大势。他写道：
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按：即察罕帖木儿，他汉姓李)，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趋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滁、和至广陵，皆吾所有，非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其大纲也。
至其目有三。张九四之地，南包杭、绍，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为巢穴。今欲攻之，莫若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锁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瞻军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倾，杭、越必归，余郡解体，此上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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