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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想到当年葬母的草率和凄凉，与许存仁、王祎商量重新安葬。有人提出，重新启坟恐怕泄了山川灵气，便决定就原来坟墓培土筑陵。元璋素冠白缨，以粗布为孝服，举行了隆重的奠安仪式。他想到了汪妈妈和他的儿子汪文，想到刘继祖，他的妻子娄氏，儿子刘英，便把汪文、刘英召来相见。得知刘继祖、娄氏已在至正十三年过世，而汪妈妈和他老伴季巴巴都还健在，便派人代为拜见汪妈妈和季巴巴，祭扫了刘继祖夫妇之墓。他对刘英、汪文二人说：“当年乡里乡亲厚待我的，只有你们两家。我先世的陵墓在这里，烦劳你们用心守护。”并让他们召集二十户邻居为他父母守陵。还赐给他们绸帛粟米，说道：“这一点东西，聊以报答昔日的厚德。”在濠州期间，元璋还置酒欢宴父老乡亲，畅叙旧情。四月二十五日，元璋同家乡道别，对送行的父老子弟们说：“现在兵祸已经过去，大家抚妻育子，各安生业。乡县的租赋我会告诉你们的父母官免征。两三年之后，我会再回来的。”那些看着朱重八长大的老人们，那些曾经一起打闹戏耍过的当年的孩子们，那些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现今的青年和娃娃们，都一齐跪拜在地上，感戴他的恩德，为真龙天子能出生在他们这块贫瘠的土地而欢喜与喧腾。
元璋说两三年再回来省墓，是他对平定全国推翻元王朝的大体设想。这个设想看来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张士诚的平定已是指日可待。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初，大举讨伐张士诚的军事动员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八月初一，为祈祷出师风顺，祭告大江之神。八月初二，元璋对出征将校发布训示：“你们要戒饬士卒，毋掳掠，毋妄杀，毋发丘墓，毋毁庐舍。听说张士诚的母亲葬苏州城外，一定不要毁她的坟墓。诸将帅要善于协调部下，不可放纵你左右人等欺凌军士。将帅的功劳离不开士卒，要精心抚恤。用对部下的恩惠取换他们战场上的杀敌立功。”接着，每人发一纸戒约将士条规，要大家熟记在心，严格执行。而后，又把徐达、常遇春等叫到西苑，问道：“你们看应该先打哪里?”常遇春说：“捉猛禽先堕它的窝，逮老鼠先熏它的穴。此行当直捣姑苏。姑苏既破，其他城池可以不劳而下。”元璋说：“不然。张九四是盐枭出身，与张天骐、潘元明相为手足，都是强横之徒。张九四苏州遇险，张天骐、潘原明必然并力来救。不先分其势而立即攻打苏州，倘使张天骐出湖州，潘原明出杭州，援兵四集，便难以取胜。不如先攻湖州，使他们疲于奔命。剪了他的羽翼，然后移兵攻苏州，则胜局在我。”遇春坚持己见，反复争辩。元璋把脸沉下来，说道：“攻湖州，失利的责任我来承当。若先攻姑苏而失利，我将唯你是问。”遇春才不敢多言。其实，像这种必胜之仗，还要有必胜之算。它的胜算在持重，在慎密，失算在冒进，在轻敌。完全可以走迂回的路，稳扎稳打，没有必要冒险一搏。元璋的战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初叶兑上书的建议也是如此。
在此同时，元璋发布讨张檄文，列举士诚八条罪状，展开舆论宣传攻势。檄文如下：
“余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朝廷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困，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廓，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自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其父兄子弟，面缚舆■。既待以不死，又列以封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兴兵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其罪二也。其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潜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西，扬矛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浙江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安斯民。
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其首魁，胁从不问。凡我逃逋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哲识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余所不吝。凡尔百姓，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屋，仍前为主。敢千百相聚，抗拒王师，即当移兵剿灭。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
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朗，张士诚走投无路，元王朝势在必亡，当时没有哪一个力量能与朱元璋相抗衡。朱元璋讨伐张士诚和他在应天城所做的一切建设与安置一样，都是在为统一全国登上皇帝宝座作着直接准备。他的一切舆论自然也围绕这个中心。这种用心在这个讨张檄文中有着明白的表示。
十分惹眼的是，在这里，他与韩林儿、刘福通正式画了一条界限，说他们聚众烧香的白莲教是蛊惑妖言，汝颍起义是逞其凶谋，攻州打县是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包括最早依托的郭子兴，则不过是托香军为号，或者竟是孤军独立，其目的在于济世安民。朱元璋所以这样急急表白，未必然就是什么由代表农民利益转而代表地主利益，更不是由什么农民政权向地主政权转化的标志。农民没有代表，更无所谓农民政权。政权首先是个官僚群体，没有哪一个官僚群体代表农民。韩林儿、刘福通也不代表农民，不能说打了败仗的就代表了农民，与他们翻脸就是背叛了农民。但是，朱元璋的这个表白又确实是他的经济政治地位变化的反映，他已经由一个被统治者转化成统治者，而且骎骎乎成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的言论和观念就不能不随之改变。大凡一个集团和个人，他与别人抢夺争得的东西，绝不愿意别人从他手上争得。这反映在观念上就会产生一个悖论，即自己反对自己。当初，朱元璋求生救死，加入造反人群，大约不会以造反为非，以做贼为讳。到他贵为吴王即将富有四海的时候，便会反过来欣赏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高唱法律和秩序，斥责犯上作乱。在此时讨伐张士诚的时候，元璋大约还不便于公开地呵贼骂盗，因为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在元朝皇帝、政府、士人面前，他还正是一个窃贼，一个乱民。第一步，他就是要与韩林儿、刘福通这一股世人公认的盗贼区别开来。用骂别人是婊子来显示自己的正经。况且，作为颍汝起义象征的韩林儿还以皇帝身份被他供在滁州，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至少要给他那些江北将士一点思想与心理上的准备。如此一骂，机带双敲，实在不失为妙招。我们看他历数张士诚八大罪状，骂得也很有些奥妙。不骂他如何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而骂他如何对不起元王朝，实在就像是元王朝发出的讨张檄文，这也是在表白和反证他从元王朝那里夺得的土地百姓，是如何的途径正当，顺天应人。总之，在元璋已在向九五至尊的位置上走去的时候，他要极力向世人证明，他既不同于草窃小寇，又不同于奸诈之徒，而是一个应运而起、奉天讨罪、救世安民的大英雄。
舆论上军事上做好了讨伐张士诚的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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