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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爷自然要有王爷的规模气度。行政机关将行中书省改为中书省，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汤和为左丞，邓愈、杨璟为参政，汪广洋为右司都事，张昶为左司都事。军事机关将枢密院正式改为大都督府。各翼元帅府改为卫。取消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等杂乱无序的旧官名，一律以所统兵马的多少编制序列，有兵五千者官名指挥，一千者为千户，一百者为百户，五十者为总旗，十人者为小旗。谏议官设起居注、给事中，监察官设按察司。中书省、行中书省及以下府州县行政体系已看出眉目。官员品级制度、朝参制度也建立起来。一个封建国家的官僚体制具体而微，粗略可观。
官僚制度的逐步健全，使官僚的补给感到困乏，便命令中书省广泛搜罗人才。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能有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名以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其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省，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尔中书省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这就把官吏的选聘征辟作为一种制度开始实行起来。他所设想的青老年杂用、取长补短，并保证政事的连续性，尤其独具见地。
元璋似乎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转入纲常礼法的治理轨道。他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初一即吴王位，正月初三退朝后便对相国徐达等武将们说：“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推戴了我，可知建国之初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什么?是正纲纪。元朝的昏乱，就在于纪纲不立，以至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天下大乱。你们将相大臣辅佐于我，就应该以元朝的失误为镜子，同心协力，以成功业。”又说：“礼法，就是国家的纪纲。礼法立，人心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最先着意的就是这件事。”这意思很明白：再不要说大家都是一起干过来的朋友兄弟，没个上下尊卑，今后要君臣分明，讲究个等级名分。而后，他同各方面的人反复讲起礼法、仁义、恭敬在治国安民当中的重要作用。他听说功臣家的童仆有横肆骄恣逾礼越法的，便把徐达、常遇春等叫去训示道：“尔等所畜家童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的，此不可不留意。小人无忌惮，必须及早惩治，就像治病去根。若是隐忍姑息，必将受害。”要求武人们以礼法治人，也以礼法律己。他还借评判历史和古人，讲说君臣之道。《三国志》曾记载过一个故事：诸葛恪的父亲诸葛子瑜面部较长。孙权同诸葛恪开玩笑，牵来一头驴，在驴面上题写了“诸葛子瑜”四个字。诸葛恪反应快捷，题笔添了两个字，成为“诸葛子瑜之驴”，于是大家哈哈一笑作罢。朱元璋借题发挥：“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是礼之本。故礼立而上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孙权以一国之君而轻易与臣下戏耍，且有损于臣子的父亲，就失了君臣之道。诸葛恪虽然有才辩，但不能以正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君臣父子之道都有亏。所以君臣之间一言一动都不可不谨慎。”用君臣之间的庄重、严肃和敬畏，取代轻忽、戏谑和怠慢，显然对那些一起渡江特别是一起种过田、放过牛的将军们是一个严肃的正告。
对这个时候的全国形势，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四月有一个大略的分析，他说：“今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廊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河北孛罗有兵而无纪律，河南扩廓有纪律而兵不振。关中李思齐、张良弼则道路不通，粮饷不济。江南唯有我与张士诚。张士诚多奸谋，尚间谍，御众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修军政，任将帅，待时而动，消灭张士诚指日可待。”元璋所说的孛罗帖木儿是蒙古世袭贵族答失八都鲁的儿子。答失八都鲁以四川行省参政募兵成军，组成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与农民军作战。刘福通兵逼汴梁，答失八都鲁郁死军中，朝廷任命孛罗帖木儿为河南行省平章，总领他父亲的兵马。他与察罕帖木儿父子共同镇压了刘福通的大宋农民军，相互之间的争夺就愈演愈烈。孛罗帖木儿与后来的扩廓帖木儿成为元朝末年的两员悍将，也是控制和宰割元王朝的两个实力派。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这个当儿，孛罗帖木儿盘踞河北和山西，扩廓帖木儿盘踞河南和陕西。李思齐、张良弼原是扩廓帖木儿的部将，这时盘踞关中，近乎自立旗号。他们之间你争我夺，虎视眈眈，谁也没有余力、没有兴趣渡江作战。正如元璋所说的他们或者无纪律，或者兵力不足，或者粮饷不济，更难以有大的作为。其实，在元璋说这些话的前后，孛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已经卷入朝廷政争，进行大火并。至正二十四年(1364)三月，丞相搠思监和宦官朴不花诬陷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顺帝下诏削夺孛罗帖木儿官职和兵权，孛罗不奉诏，朝廷命扩廓帖木儿讨伐。孛罗帖木儿率部进京，顺帝被迫恢复其官职，加封太保。待孛罗离京，五月，顺帝又诏令扩廓帖木儿率兵征讨。八月，孛罗帖木儿再次拥兵入京，控制了朝廷。他与扩廓帖木儿的撕咬自然进一步加剧。所以元璋对这几派势力均投以鄙视的眼光是有道理的。只是因为与扩廓帖木儿疆土相接，他才屡屡作出一些愿结友好的外交姿态。至于张士诚，在元璋看来也不过是个有待消灭的角色。当然，何时去收拾他，那还要创造条件，等待时机。他目前要做的是肃清江西和湖广陈友谅的残部，把整个江西、湖广、淮西和江浙大部，都变成他的战略后方。
回想二十三年春天安丰之战，庐江左君弼援助张士诚，绊住他的马脚，几乎坏了他的大事，元璋至今愤恨不已。在平定武昌稍事休整后，四月中旬，他就依然派出徐达、常遇春的大军压向庐州。左君弼退保安丰，留下他的骁将张焕等守庐州。徐、常大军围了整整三个月，张焕才不得已开城投降。在这里设置江淮行省，以中书平章俞通海兼理省政，镇守庐州。
八月，命平章常遇春、参政邓愈率部攻打江西赣江上游的吉安、赣州、南安等路府，命相国徐达、参政杨璟等徇略湖湘诸路府。
常遇春、邓愈一路克捷，如狂飚行地抵达吉安城下，守将陈友谅旧将饶鼎臣外号饶大胆，此时成了饶小胆。遇春遣人进城告诉饶鼎臣：“我今天是借路而过，前往攻打赣州，想请你出城一叙，有几句话告诉你。”这位饶大胆既不敢亲自出城，也不敢积极备战，而是派了他最小的儿子出城面见遇春。遇春同这个小儿置酒对饮，又赠以衣服，临行对他说：“回去告诉你的父亲，打算怎么办，为什么匿而不见?我就要走了，不打算久留。让他好自为之。”饶鼎臣听得这话越想越怕，便连夜弃城逃往安福州。常遇春兵不血刃轻取吉安，遂兵围赣州。赣州是个硬钉子，守将熊天瑞顽强固守，久攻不下。元璋增派了援军，又派中书省右司都事汪广洋到赣州前线做遇春参谋。汪广洋临行，元璋对他说：“你到赣州，如果城未攻下，可传语给常遇春：熊天瑞困处孤城，已如笼中之鸟，陷阱之兽，岂能逃逸?我担心的是，城破之日，杀伤过多。望他以保全生民为念，一则可以为国家所用，一则可以鼓励未附者投诚。比如汉将邓禹，不妄杀戮，终至爵高位尊，子孙昌盛。又如鄱阳湖之战，陈友谅的降兵至今为我所用。武昌之克，禁大军入城，使全城居民安堵。如果得城池郡县而无百姓，那得地何用!”遇春得到这个指示，便进一步挖濠立栅，加以围困。只困到熊天瑞粮尽望绝，袒体跪降于军门，遇春才整队入城，并把熊天瑞送到应天。元璋听到常遇春破城不杀，十分高兴，派使者持书到前线予以褒奖。书中称赞遇春为仁者之将率仁者之师，说：“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兴我国家。捷书至，我深为将军喜。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我深有赖焉。”赣州城破兵入，秩序井然，使远近震动。于是南安、韶州、南雄诸路望风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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