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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在1917年4月于《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对体育的目的、作用、地位、原则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说：“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650页。他认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650页。。“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650页。体育能够起到强壮筋骨、增长知识、调节情感、坚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他因此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认为学校教育应德、智、体“三育并重”，“三育”之中体育应占“第一位置”，反对以“密如牛毛”的繁重课程“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使学生的身心成长受到危害。
从西方体育文化传入中国直到20世纪初，中国体育文化也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认为西方体育是“形式体育”，是“排优的把戏”，华而不实，炫人耳目，图一时之快乐，不能“经世致用”；偏重肉体而忽视精神，导致人的畸形发展。甚至连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也认为，西方体育剧烈的比赛对身体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还助长了人的竞争心、嫉妒心和虚荣心。“土体育”与“洋体育”之间的对抗早已开始，而二者的公开对抗是始于1932年。1932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在题为《今后之国民体育》的社论，主张“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应以“土体育”为宗，以“洋体育”为副，以养生、武术为中心的“土体育”有强身健体的价值，中国没有必要再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此后，“土体育”与“洋体育”纷争一直持续不断。
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体育的内容，推动了中国传统体育的革新，促进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大大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推动力量相对于整个中国体育界和中国数亿民众而言，还显得是那么微弱。尽管中国体育文化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但也正是因为其民族特色的浓厚，增大了两种体育文化融合交流的难度。比如中国武术，其民族性特征极为突出，外国人如果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很陌生的话，就难以把握其奥妙和精髓，中国武术要让世界接受，其道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梁实秋先生在《运动》一文中说：“大概是李鸿章罢，在出使的时候顺道去英国，大受招待，有一位英国的皇族特别讨好，亲自表演网球赛，以娱嘉宾，我们的特使翎顶袍褂地坐在那里参观，看得眼花缭乱，那位皇族表演完毕，气咻咻然，汗涔涔然，跑过来问特使表演如何，特使戚然曰：‘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两个人来打呢？’”童仁编《现代闲情小品》，武汉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68页。这则传闻的主人公是不是李鸿章，事实是否确凿，连梁先生也不敢肯定；至于李鸿章这样讲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幽默，更是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竞技体育依然非常陌生，更不理解其健身价值与精神追求。
（四）现代中国对于奥运的参与
西方体育文化的进入尽管遇到了一定的抵制，但其进入的势头是无法阻挡的。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不断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历史。现代学校体育制度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确立并逐步走向规范化，各类体育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体育院校也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师资，一步步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开展。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深刻的联系正是两种体育文化相互交融的生动写照。
1907年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堂的创办者张伯苓先生首先在天津向学生宣传介绍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人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憧憬着中国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天的到来。1928年中华体育协进会干事宋如海赴荷兰阿姆斯特丹观摩第9届奥运会，在奥运会的热烈氛围中，他激动不已，反复吟咏“Olympic”一词，突然情不自禁喊出“我能比呀”；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单刀赴会，成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人；1936年中国派出一支69人的代表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194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赴英国参加第14届伦敦奥运会。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派出了第一个奥运代表团赴芬兰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在同年召开的第49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以投票方式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的决议。然而，为抗议某些国际政治势力通过奥运会大搞“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奥委会发出关于不参加1956年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的严正声明，并于1958年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直到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恢复中国奥林匹克成员地位的决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使中国在阔别奥林匹克大家庭20多年后重返奥运舞台。
1984年，中国派出了由225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征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我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勇夺第一枚奥运金牌，实现了我国在奥运金牌榜上“零”的突破。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20年中，我国获得了112枚奥运会金牌，其中，仅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就获得了32枚金牌。同时，我国积极申办奥运会，于2001年7月13日成功取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了却了无数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夙愿。
20世纪80年代，国家体委提出并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奥运战略，就是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以在奥运会上出成绩为竞技体育的最高战略任务，为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服务。为此，我们承认《奥林匹克宪章》，拥护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宗旨，并采用奥林匹克标准积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实行举国体制，认真组织好参加奥运会的工作。我国的奥运战略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战略，不仅仅是为了参加奥运会，而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竞技体育和整个国民体育事业；它不是金牌战略，而是主张在发展群众体育的基础上多拿金牌，是以群众体育的普及和竞技体育的提高相结合为原则的。
这100年间，中国与奥运的距离越来越近，中国对奥运的理解、联系、参与越来越多，奥林匹克运动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和开放，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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