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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文化精神相适应，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体育文化注重养生，通过体育活动达到身心的平和状态；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竞技，在体育运动中不断实现身心的超越。中国传统体育重在健身、养生，是重在通过外在的形体锻炼而达到内在的精神修养，是内外俱练，形神兼顾，身心合一；西方体育重在竞技，在体育竞技比赛中战胜对手，获取桂冠，赢得荣誉。西方体育竞技项目主要以田径、体操为主，比赛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性；中国传统体育以武术、棋类等健身活动为主，重“雅戏”而非“陈力之戏”，排斥激烈的对抗竞争，锻炼方法以模仿动物动作的功操为主。
中国体育文化缺乏竞技性，或说竞技性很弱，主要表现在竞技体育项目较少，没有全国性、综合性、长期存在并形成制度的体育比赛，有些本来竞技性较强的项目，后来也变成了非竞技性项目；几十种常见的项目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或少有竞技性，主要是锻炼养生，或表演给人看的，如全部的养生体育、田猎、武舞、剑舞、秋千、风筝、全部的武术武艺、踢毽子等。射箭、骑马、跑跳、游泳、划船等竞技性项目很少比赛，主要是自我练习。汉武帝、隋炀帝时曾有过两度全国性的角抵大会演，并进行评比，但这些比赛缺乏具体严格的规则，存在时间不长，规模水平远不能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相比。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就实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以稳定其统治。这一国策在体育上的结果就是，军事性体育项目、竞技对抗性体育项目衰退，娱乐性的体育项目盛行。北宋王朝正是在倡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文人皇帝宋徽宗那里覆亡的。《三朝北盟汇编》中说，偏安杭州的“南朝人只会文章，不会武艺”，这句金人对南宋的评价正是长期重文轻武的结局。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汇合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摆脱民族性、地区性而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过程，资本主义建立以来的历史就是全球化的历史，全球化进程中自然也包含了文化的全球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式，融入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因此，中西方体育文化汇合具有必然性。
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尽管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是并非格格不入。我们在看到二者存在较大差异的同时，也要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第一，西方体育文化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推动下呈现出世界性和开放性。中国体育文化是中华各民族、中国各文化区域的体育文化汇合与交融的结果，尽管会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但从本质上讲也是开放的。中国体育文化必然会同西方体育文化相结合，从西方体育文化中吸取营养。我们可以接纳西方的篮球、乒乓球，西方人同样可以练习我们的太极拳术。第二，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中国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自强观念，迫使中国体育文化去接纳西方体育文化，实现两种体育文化的结合，通过强身健体达到强盛民族的目的，以摘除“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第三，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同样是优秀的，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中国体育文化之所以呈现出某种弱势，原因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近代中国国运的衰败。我们相信，日益强大的中国一定会以其独特的体育文化对世界体育文化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第四，从根本上讲，两种体育文化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为了强健人的身体，提升人的精神，追求人们之间的友谊与人世的和平。在此基础上，两种体育文化自然可以求同存异，扬长避短，在交流与融合中共同发展。
（三）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输入
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一次次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生存危机一步步加深。为救亡图存，中国逐渐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建立西式学堂，聘请洋人教官，选送留学生出国，西方体育文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入中国的。
洋务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从1862年起聘请外国人训练中国的新式军队，教授英国兵操中的队列、刺杀、战术等。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又聘请德国的教官传授德国兵操，还训练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体操。洋务派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大都依照外国同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其中体育课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有拳击、哑铃、足球、跳远、跳高、击剑、刺棍、木棒、游泳、滑冰、木马、单双杠等，并不断举办校际运动会。
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提倡新的体魄观，主张大力发展体育，这为接纳西方体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康有为从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角度充分重视体育的作用，提出从幼儿教育到小学院、中学院教育都要确定相适应的体育锻炼内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民德、民智、民力”，三者缺一不可。他在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注重学生的体操锻炼，提倡“耻文弱”的精神。谭嗣同主张将“武学”列入教育内容之中，他曾组织了锻炼身体的“延年会”，每日闻鸡起舞，练习体操。严复根据进化论的原理，积极主张运动健身，在其担任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高度重视体育活动，开展了多种项目的体育训练，经常举办校内和校际间的运动会。
与此同时，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运动及其竞赛活动在西方人来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中也逐渐开展了起来。教会学校的课外活动主要是开展田径、球类运动项目，对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教会组织，其宣扬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善社会”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版，第24页。。其中设置的体育部专门负责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体育活动，体育部中有不少外国来华的专业体育人员，他们在中国巡回进行体育讲演和运动表演，编写体育教材、创办体育期刊、开展体育训练等，对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客观上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在其影响下，国内也纷纷建立起了一些体育教育组织，如1904年湖南、浙江创立的体操讲习所，1905年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大通师专学堂，1908年建立的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等，对发展中国近代的体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到了20世纪初，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体育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网球、垒球、地滚球、高尔夫球、台球、墙手球、板羽球、板网球、回力球、田径、体操、游泳、跳水、水球、赛艇、举重、健美、射箭、拳击、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雪、跳伞运动、自行车、信鸽、无线电运动等。同时，西方的现代学校体育、体育教学、体育竞赛方法、体育思想理论等也不断传入，对中国近代体育产生了越来越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重视体育的作用。孙中山从军事的角度积极倡导体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国人都要加强体育锻炼，强健身体，强壮后代，保家卫国。他经常参加打猎、打网球、登山、徒步旅游等体育活动，身体力行自己的体育主张。1919年“精武体育会”成立7周年之际，他亲笔题写“尚武精神”4个大字，做成匾额以示庆贺，并为该会出版的刊物《精武本纪》作序。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积极倡导尚武精神，主张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培养完善的人格，而要培养完善的人格，体育是最为重要的。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妇女在体育方面也争得了更多的权利。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题为《今日之教育方针》的文章，主张人在10岁之前的教育应以体育为主，注重培养“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吴晓明编《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页。等品质，反对把青少年培养成“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祛热，柔弱若病夫”吴晓明编《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8页。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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