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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人文奥运”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核心理念，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悠久的文明史赋予北京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造就了北京极为丰富且极富魅力的人文资源。保护和开发好这笔丰厚的人文资源，尽情展示与发挥古老都城的人文魅力，努力实现奥林匹克运动与北京文化、中国文化的紧密结合，是我们实践“人文奥运”理念的重要内容。
一、源远流长的北京历史“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先生应邀赴美国讲学。一上讲台，侯先生拿出了他从北京带来的两块城砖，平稳地放在了讲台上。人们看到这两块城砖上刻有“嘉靖三十六年”的字样，即1557年造，也就是说，这两块城砖的历史比美国的独立日还要早200多年，北京文化的悠久历史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北京的历史比这两块城砖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作为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大约50万年前，举世闻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火种，揭开了北京历史的序幕。大约在两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在北京猿人住过的地方，他们属于晚期智人，有相当发达的智力，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已经差别很小。到新石器晚期，北京地区的先民们以血缘为纽带结成原始氏族公社，发展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已经走到文明时代的入口处。
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召公于北燕，召公遣其长子克赴燕就封，建立起了一个奴隶制国家燕国，始建蓟城作为燕国的都城。蓟城南面为广阔的华北平原，其他三面环山，山后为开阔的游牧地带，这里成了沟通南方与北方的重要枢纽。据考古发掘，蓟城呈长方形，东西长850米，南北长约600米，城墙厚约4米，城垣外有沟池环绕，已颇具规模。到战国时期，燕发展成为“七雄”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蓟城成了广阳郡的治所，此后一直到唐朝末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战时这里是必守必攻的军事重镇，和平时代则成了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公元938年，辽代于幽州蓟城设陪都，称为燕京；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对北京进行了一些改造。1267年，元朝大都城动工兴建，历时十年基本建成，这里成了元代的都城。大都城工程主要分为宫殿、城池、运河三部分，外城郭周长28000米，呈长方形，布局整齐。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改称北平，1403年又改称北京；1406年明朝开始大规模修建城墙、宫殿、园林等建筑，使北京城呈现出“凸”字形的轮廓，此后于1421年迁都北京。1644年，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基本维持明代北京城的原状，清代北京城的特色就是在北京近郊修建了圆明园、颐和园等著名的皇家园林。辽、金、元、明、清5个王朝在此建都长达一千多年，使北京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的枢纽。
三、北京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老北京人的生活情调
北京人文荟萃，底蕴深厚，魅力无穷。法国学者保罗·巴迪在介绍老舍小说《北京居民》时说，北京的魅力“来自北京那些最狭窄的胡同，类似本世纪转折时期他出生的那个胡同一样；这魅力也来自古都大马路尽头那些雄伟的城门楼子，这些大马路把城区分割成一个一个方块格”《读书》，1984年第5期。。除了胡同和城门，北京的魅力当然还来自宫殿、园林、寺观、陵墓等，这些在前面都已有所叙述了。
北京独特的人文魅力更来自于北京人，正如赵园所说：“北京的魅力是内在于人生的，内在于居住古城中分有其文化精神的人们的人生的。”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9页。北京的文化是世世代代的北京人创造的，北京的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了北京人的性情，赋予他们雍容优雅的气度、闲散飘逸的情调、热情乐观的性格、达观知足的态度与宁静和谐的心境。
北京人的生活是丰富多样且充满情趣的。这里是梁实秋先生的故乡，晚年的梁先生身在台湾，心里却时刻惦记着生他养他的故土，那深厚浓重的思乡之情，化成了一个个关于童年的梦，也化作了他那篇既充满着温暖，又带有几分惆怅的《丁香季节故乡梦》。梁先生在文中深情地为我们描述了他童年时代的北京：“我生在一个四合院里，喝的是水窝子里打出来的甜水，吃的是抻条面煮饽饽，睡的是铺席铺毡子的炕，坐的是骡子套的轿车和人拉的东洋车，穿的是竹布褂、大棉袄、布鞋布袜子，逛的是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游的是公园、太庙、玉泉山。”台湾《联合报》，1987年11月4日。
北京人是达观和知足的，他们喜欢“找乐”，也擅长“找乐”。作家陈建功在小说《找乐》中总结了北京人的“雅好”：“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是个‘乐子’。即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了’，好像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2页。从北京人的“找乐”中，我们找到了他们身上平和顺世的性情以及他们生命的顽强，这里没有太多的激情，没有对奢华生活的强烈向往，没有对财富的贪婪追求，没有对爱情的狂热崇拜。因此，他们的“找乐”实际上是一种审慎的、合理的、有限度的满足，是对现实苦难的精神逃避或精神超越。在他们看来，“天底下的道儿多着哪，提个笼、架个鸟、下个棋、品个茶、练个功、耍个拳、遛个弯儿……”总之，他们永不烦躁，什么事都忍着，相信没有解不开的愁，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切苦难与不幸都会过去的，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
老北京人多礼，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而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礼仪文明是北京人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北京人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优雅得体的言谈举止，是构成北京文化魅力的重要方面。老舍曾说北京人“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的礼仪动作不仅合乎规矩，而且当礼仪娴熟之后，这些外在的规范会逐渐内化为生活的自然节奏，甚至让人忘掉了其过于繁缛、压抑人性的一面。
北京的饮食文化是极为发达的。“民以食为天”，这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中庸》中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北京人不仅以饮食来维系生存，更追求美味，他们要咀嚼，要品味，要吃出文化和教养来。北京的传统民间风味食品，如北京果脯、六必居酱菜、二锅头、桂花陈酒、北京烤鸭、茯苓饼、冰糖葫芦、驴打滚、豆汁、萨琪玛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不禁羡慕起北京人的口福来。清代经学大师俞曲园作了一首吟咏京都美食的《忆京都词》：“忆京都，茶点最相宜。两面茯苓摊作片，一团萝卜切成丝。不似此间恶作剧，满口糖霜嚼复嚼。忆京都，小食更精工。盘内切糕甜又软，油中灼果脆而松。不似此间吃胡饼，零落残牙殊怕硬。”
周作人在北京生活了较长的时间，他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是审美式的。他的“饮茶文化”带有浓厚的士大夫色彩。他在《北京的茶食》中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童仁编《现代闲情小品》，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88页。他饮茶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饮”，更在于“品”；在品茶中品味友情，品味人生之况味，享受闲适安逸的情调。
语言的美是彰显北京文化魅力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是北京文化价值的重要内容。我国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第4版，第9页。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普通话正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北京语音给人的美感是字正腔圆、清脆悦耳、平静柔和，表露出北京特有的闲逸心境、谦恭态度和潇洒风度，显示了某种精明、世故、成熟、理性甚至高贵。“宁听北京人吵架，不听关外人说话”，这足以表白北京人对自己语言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他们如同珍视其胡同与四合院那样珍视北京话，以至于那种无目的的、非功利的，使聊天几近成为艺术的“神聊”、“海聊”或“神侃”，已成为北京人典型的生活姿态与重要的消闲方式。以北京话为基础创作的小说和表演的相声、琴书、评书等，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赵园在评论京味小说时说：“你由小说文字间，确也读出了北京人式的语言陶醉，以说得漂亮，以能自在地驱使文字为乐事的享受态度。”赵园：《北京：城与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28页。当然，过于陶醉于语言的优越感而滥用自己的语言，便有沦为“耍贫嘴”、“京油子”之嫌，口若悬河，废话不止，必然会败坏北京话的美感。
北京街巷胡同里每日小贩叫卖的声响有如天籁，耐人寻味。林语堂在《京华烟云》里写道：“有街巷小贩各式各样唱歌般动听的叫卖声，串街串巷的剃头理发匠的钢叉震动悦耳的声音，还有串街串巷到家收买旧货的清脆的打鼓声，卖冰镇酸梅汤的一双小铜盘子的敲击声，每一种声音都节奏美妙。”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6页。有位英国人甚至将之形容为“街头管弦乐队”，每一件“乐器”就代表一种行当，人们坐在家里就知道街上过的是什么商贩。这些行当和声响已融入了老北京普通居民的生活，如果没有了这些，这里的生活必会少去不少色彩和味道。
不论是帝王宫殿的金碧辉煌与皇家园林的巧夺天工，还是四合院的温馨和谐与北京话的字正腔圆，北京人文魅力从来就不是来自于某一个方面的文化因素，也不是几个方面文化因素的简单组合或相加。应该说，北京的人文魅力来自于其所有人文资源的有机综合，它是一个浑然一体、和谐完美的活的生命，其中有“形”、有“声”、有“色”、有“味”，但又超越于可触摸之“形”、可耳闻之“声”、可目睹之“色”、可咀嚼之“味”，共同生成为某种带有诗意、令人陶醉、让人魂绕梦牵但又无以言传的“氛围”或“情调”。正如赵园所说：“如果有哪一座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又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的，这说是北京。北京属于那种城市，它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文化吸引——正是那种浑然一体不能辨析不易描述的感受，那种只能以‘情调’、‘氛围’等等来做笼统描述的感受——从而全身心地体验到它无所不在的魅力。”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页。
正是因为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北京文化对于来到这里的外乡人自然就有了明显的同化效应。北京以其文化优势，使外乡人变土著俨若“归化”，有让人产生归属感的魔力，如老舍《正红旗下》那位出生于胶东的老王掌柜，“在他刚一入京的时候，对于旗人的服装打扮，规矩礼节，以及说话的腔调，他都看不惯，听不惯，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们的逢节按令挑着样儿吃，赊着也得吃的讲究与作风，更看不上他们的提笼架鸟，飘飘欲仙的摇来晃去的神气与姿态。可是，到了三十岁，他自己也玩上了百灵，而且和他们一起交换养鸟的经验，就能谈半天儿，越谈越深刻，也越亲热。”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42页。王西彦1936年秋写了《和平的古城》，开头引了一个日本人写的《北京的魅力》一文，其中有下面一段文字：“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想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了六千年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支那生活的魅力。”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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