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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
我尤其记得1953年那次参加巴基斯坦第一届全国童子军大会的跨越印度的火车旅行。沿途，我们停下来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一路上我们都在歌唱游戏，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 Mahal）前，我发现我们的主任助理夸奇·西拉加尔·胡克（Quazi Sirajul Huq）在无声地抽泣。他流泪，并不是为了这座纪念碑或是为了在此埋葬的那对著名的情侣，也不是为了刻在白大理石墙壁上的诗句。夸奇·萨希布（Quazi Sahib）说，他是为我们的命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重担而哭泣。虽然我当时只有13岁，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动。在他的鼓励下，童子军意识开始渗透到我的所有行为活动中。我一直就是个天生的领头人，但夸奇·萨希布的道德感化让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导激情。
1973年，在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后那些骚乱的月份里，我与父亲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夸奇·萨希布。我们喝着茶，讨论周围的政治动乱局势。一个月以后，夸奇·萨希布在睡梦中被他的仆人残忍地杀害了。他当时已是一个衰弱的老人，那个仆人抢走了他的一点点钱。警方根本就没抓到凶手。我被悲痛吞噬了。回想起来，我开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泪，那是出于对他自己不幸与孟加拉人民未来不幸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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