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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姆、我与邻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们，都在附近的拉玛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学念书。孟加拉的学校向孩子们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念。学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们学业有成，而且要教给他们作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对于艺术、音乐、诗歌的欣赏，对于权威与纪律的尊重。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玛集市自由小学每班有大约四十个学生，在那儿，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师，都讲吉大港方言。好学生能够赢得奖学金，并经常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竞赛。但我的同学大部分很快就辍学了。
萨拉姆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们能够到手的任何书籍和杂志。我最喜欢的是侦探惊险小说。12岁时，我甚至写过一个完整的犯罪小说。但是，要满足我们的阅读饥渴并非易事。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萨拉姆和我学会了即兴创作，买，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们最喜爱的儿童杂志《舒克塔拉》（ Shuktara）举行年度竞赛，竞赛的优胜者能够得到免费的订阅，名字还能印在杂志上。我随意挑了一个优胜者的名字，给编辑写了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竞赛获胜者。我们已经搬家了。从现在起，请把免费订阅给我的杂志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号。
我没有写我家的门牌号，而是给了一个邻居的地址，这样就不会被父亲看到那本杂志了。每个月，萨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着给我们寄来的免费杂志。那可真是一场成真好梦。
我们每天还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诊室——拐过街角就是——读他订阅的各种报刊。这种自由阅读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无穷。在整个小学与中学期间，我常常是班里拔尖的学生。
1947年我七岁时,“巴基斯坦运动”达到了巅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都在为成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斗争。我们知道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吉大港肯定会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内，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其他地区会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内，也不清楚究竟会如何划定边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亲朋好友们没完没了争论着关于独立的巴基斯坦的未来。我们都意识到它会是一个最奇特的国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将它分为东、西两半。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许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来，即便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两个宗教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许多有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暴力骚动的报道，令人宽慰的是，这样的事在吉大港很少发生。
我父母的立场是坚定支持从印度的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我的小弟弟易卜拉辛（Ibrahim）咿呀学语时，就称他所喜欢的白糖为“真纳糖”（Jinnah Sugar），而称他不喜欢的红糖为“甘地糖”（Gandhi Sugar）。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是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的领袖，而甘地当然是想要保持印度完整。晚上，母亲讲真纳、甘地和君王路易·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故事哄我们睡觉。我的年近十岁的哥哥萨拉姆，很嫉妒邻里那些大男孩，他们举着有白色新月和星星的绿色小旗，在大街上呼喊着“巴基斯坦万岁”（Pakistan Zinbabad）的口号。
1947年8月14日零时，被英国统治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宣布独立。我对它的记忆宛如昨日。整个城市挂满了旗帜和绿白两色的彩饰。我听到街上政治演说的响亮声音，经常被“巴基斯坦万岁”的口号呼喊打断。午夜前，大街上挤满了人。我们从屋顶上放焰火，我看到周围邻居们的侧影，他们仰视着洒满夜空的爆竹焰火。整个城市都悸动着激情。
午夜临近时，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但为了表示坚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真纳帽”。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Tunu）。12点正，电闸被关上，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贾汗吉尔（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号，4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22岁。直到母亲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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