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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时间已被推迟了一个小时，编导依然不见踪影，我已经怒不可遏。本来在棚里等候的工作人员也三三两两的跟着我，站在了铁们附近。不一会儿，有人搬了把藤椅过来让我座。我想了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从此厉害的名声大概要传出去了，爱谁谁吧，我就把谱摆得大大的，怎么样？经过一番迅速的心理建设，我颇为戏剧化地坐在了宽大的藤椅上，样子因为生气有些狰狞，但仪态仍然万方。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吱吱嘎嘎开了过来，就停在我的面前。我把双手抱在胸前，脸涨得红红的盯着车门。
出租车靠右边的后门迟迟疑疑地打开了，编导抱着一摞带子低头下车，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车旁，六神无主地看着我。出租车司机一看就是个北京大哥，爱凑个热闹，一看这架势，也不忙拉活了，干脆点了根烟饶有兴致地把上身探出车窗看着我如何发作。
我也豁出去了，就算有娱乐记者扛着机器在我面前我一样会大声骂人！
“为什么迟到？”脸色难看，声音严厉，但我还算冷静，哪怕是砍头的罪也应该先给人辩解的机会。
“我在公司编呆会现场要放的片子，刚编完。”编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双大眼睛害怕地看着我，忽闪忽闪地，我还没说什么重话呢，她的眼圈已经红开了。
“早干什么去了？这是你昨天晚上就该完成的工作！”我的嗓门不知不觉地扯得很高，脸上的表情想必凶狠极了，“你知道全场有300个观众在等着你吗？你知道嘉宾在等着你吗？你知道所有工种都在等着你吗？”回顾这段往事，我不由得钦佩自己的语言能力，都那么生气了，我居然使用的是极具修辞效果的层层递进的排比句。
编导不说话，只是一边哗哗地流眼泪一边拼命点头。
我呢，边说边发抖。我最痛恨被人逼到墙角，让一向言行得体的我失态失礼。一想到我在同事面前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就此毁于一旦，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又说了大约五分钟的排比句，我这才深吸一口气，从椅子上缓缓站起，看看身边静悄悄站了一排的同事说：“开工吧！”
晚上7点我收工坐车回家。
车子刚一开上五环，我的内心就涌起一阵深深的内疚。我总是这样，偶尔为之的意气用事之后，我常常会自责与反省。知道心里的挣扎一时半会儿过不去，我干脆拨通了下午被我劈头盖脸一顿狠骂的编导的手机。电话一通，那头就呜呜咽咽地掉开了眼泪。我诚诚恳恳地道了歉，这让我好受了许多。
好在像这样需要我张牙舞爪做恶人的机会并不多，这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们：郭志成、樊庆元、曹志雄、雷蕾、李舰、肖矢……他们几乎承担了全部繁重琐碎艰难的日常事物，让我完全不必分神去操心主持以外的事情。
总有人问我，“这么大的节目量你怎么受得了？”言外之意很清楚，人们认为我是不知死活，居然把谈话节目做成日播的，简直是找死，要不然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总之是要死要活的问题。
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
看看Celine Dion（席琳迪翁）吧。她年纪比我大，还有个孩子，但她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恺撒皇宫驻唱，平均每周演四到五场。她那可是又蹦又跳的演唱会啊，一场下来绝对比我做一期谈话节目要消耗体力。但Celine自己乐此不疲，刚刚续了约，新合约签到了2007年底。
每每想到她，我就觉得自己的事不过是小菜一碟。
Celine做的是一个职业歌手该胜任的事，我做的是一个职业主持人该胜任的事。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还有我的团队。
如果实事求是外加谦虚谨慎地回答，我会说，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制胜法宝。我如果只是实事求是而不考虑戒骄戒躁的问题，那我会微红着脸颊做羞涩状说：“我的团队和我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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