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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1994年的奥普拉比现在还要胖，我猜总有一百七八十斤吧？妆化得很浓，齐肩的短发，烫过，总是硬硬地戳在那里。着装风格好像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以大垫肩式居多。她，一点儿都不漂亮，却有一种让你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遥控器的力量。我的眼睛似乎很势力。一个人一旦走红，我看他（她）的样子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这些年，奥普拉在我的眼里就一点点在变化，如今我已觉得她是美女一名了。前年她穿晚装登上《VOGUE》杂志的封面，我甚至有惊艳的感觉。
第一次看她的节目，话题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家庭伦理方面的选题。奥普拉大半时间都面色凝重，两个极胖的女嘉宾则一直哭哭啼啼的。那时的美国talk show都流行诸如“我的妈妈其实是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抢了我的老公”之类的匪夷所思的家庭悲喜剧，观众、嘉宾在现场对骂乃至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1995年还发生过节目播出后，一个感觉被羞辱的男嘉宾开枪打死另一男嘉宾的极端事例。那时的奥普拉也得随随大溜。可再低俗不堪的话题，在她的节目里就显得不那么龌龊了。她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 King，看David Letterman，看Jay Leno，看Barbara Waters，看 Diane Sawyer，还看Dan Rather， Peter Jennings， Tom Browkow，Katie Couric，和Connie 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 LUYU 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五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没上过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程，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简单的近乎孩子气的一句话，却成为我延续了十年的梦想。我从来都坚信一点，只要你真心地想做一件事、想念一个人，无论何时地决不放弃这份坚持，所谓心想事成，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当然，我所说的坚持是聪明的坚持，在一步步靠近梦想的道路上，有时要退让，有时要迂回，有时甚至要暂时地忍痛放弃。这颇像打仗的道理。（原本想举恋爱的例子，再一想不妥。恋爱中人的大半是白痴，用的是心，而不是大脑。有谁在恋爱中还能采取那么复杂的战略战术，那不爱也罢了，多变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