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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腐败怠政，又挥霍无度，造成财政枯竭。具体说来：
第一，军费浩大。三大征：平哱拜之乱，花费银200万两；援朝抗倭，花费银700万两；平定播州之乱，花费银300万两。总数大约有1200万两。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是加重了国库的负担。
第二，宗禄沉重。明朝的宗室，吃国家俸禄。开始时，朱元璋的子孙们还比较少，但经过200多年的繁衍，人越来越多，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的情况和局面的严峻：他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dàn），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于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于是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ɡòu）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这个事情，发生在万历后期，说明大明帝国已经养不起宗室这些子孙了，这座大厦有倾覆之危，这个王朝有陆沉之忧。
第三，加派赋饷。钱粮不够，就只有加派赋饷。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后来东北的辽事，西北的民变，万历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祸根。
第四，税监横行。当时除户部掌管国库的钱财外，皇帝也有自己的金库，这笔钱叫“内帑”。万历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派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到全国去搜刮。下面举几个例子。
陈奉，御马监太监，到湖北，“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有数千人沿途高喊鼓噪、投掷石块；他的党徒“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激起民众公愤，万余百姓咬牙切齿，包围陈奉衙署，一定要杀死他。陈奉逃入楚王府。民众气愤地将其党徒16人投入江河（《明史·宦官二·陈奉传》）。
马堂，天津税监，纠集地痞无赖抢掠中产之家财物。民众非常气愤，远近罢市，有万余名州民放火烧了他的衙署，打死他的同伙37人（《明史·宦官二·马堂传》）。
杨荣，到云南，“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冤民万人烧了杨荣的房子，并将其杀死投入火中，又杀其同党200余人。万历帝得到奏报，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明史·宦官二·杨荣传》）。
高淮，尚膳监太监，也就是御膳房的太监，后来出任辽东的矿税使，横行霸道，对巡抚、总兵任意呵斥，很多人起来要把他撵走，但是不行，因为他后面有皇帝支持。
其实，万历不是不知道矿税之弊，而是明知故为。《明史·沈一贯传》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万历帝忽患病。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万历帝说：我病得很重了，但是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的孩子就托付给先生您了，请您把太子辅佐为贤君。原来设矿监收矿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殿还没有完工。现在可以停下来，派出去的太监都召回吧。他说完这番话，沈一贯哭了，太后、太子、诸王都哭。沈一贯赶紧出去拟旨。当天晚上，阁臣、九卿都在朝房值班。第二天，万历皇帝又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太监赶紧找沈一贯，把那个谕旨追回来。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几个大臣都说不行，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沈一贯稍一犹豫，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人。宦官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沈一贯一看这阵势，只好交还圣旨。其实太监也不是都赞成皇帝收回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就据理力争，气得万历皇帝拔出刀来要杀了他。但是田义仍旧坚持己见，毫不退缩。这时候太监拿着沈一贯交还的那份上谕回来了。后来田义见到沈一贯就啐他说：“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就是说：您要是再稍稍坚持一下，矿税就撤了，为何这么胆小怕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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