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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得禅心如槁木
花枝相伴也何妨
可惜我修这种“禅心”，完全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并非是洞明世事后一种信念的实践，因此道行脆弱得很，不会经得起任何“花枝”的考验。
“美国文学”期中考的结果是得了一个C，幸好这是一门大学部的课，要是研究院的课，就不合格了。这个C是拿得心甘情愿的，书未看完，又没有看过什么参考资料，若是拿到比C更高的分数，那一定是教授看走了眼。不过，这不能不令我开始为另一门课担心，如果又考到一个C或更低的分数，那我读研究院的前途就完了。（美国研究院大多数有这样一个规定：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每学期的成绩得保持三分的总平均分数；攻读博士学位的，得在三点五分以上。A是四分，B是三分，C是两分，以我目前的情形说，我选修两科，一科拿了C，另一科就得拿A来补上了。）
我不能不预谋后路。这时已是4月时分，大考时间快到了，我不能等大考完了看成绩后才决定行止。我现在应作最坏的打算，就是说：作两科都考得不合格的打算。我在台湾申请美国研究院时，只申请了两所，其原因一是过于自信，二是怕填表格，三是想申请入学的各学府如哈佛、耶鲁等，都得先付十元的手续费，实令人心如刀割，而且即使取得入学资格，若无助学金的话，也读不起。
我现在的最坏打算是转学。本来，既到了美国，申请手续不管怎样也会比在中国时来得容易。而且，邮资也便宜。但我怕填表格的心理一样未改；对各校所索取的十元手续费一样舍不得付。最后盘算的结果是，选了两所碰运气：一是在洛杉矶的加州大学，申请念电影系；二是印第安纳大学，申请读他们著名的The school of Letters课程。读电影是我的夙愿，只要能弄到一个免学杂费的名额，一定去；至于挑上印第安纳大学的理由，可说一半是感情用事，一半是慕名而去的。所谓感情用事，无非是济安先生1955年来美读书时，所选的学校也是这所，所以我还未到美国时，早已听他说及有关此学校的种种了。因此，我此刻挑印第安纳大学的动机和当初挑华盛顿大学差不多，可说是心理上受了济安先生的影响。不过即使不是因为济安先生我也会考虑到此就读的。这儿的The School of Letters名气实在太大了，尤其是暑期所开的课程，其授课者差不多都是当代新批评的名家，如拉夫（Philip Rahv）、特里林（Lionell Trilling）、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沃伦（Austin Warren）等，虽然这批暑期来授课的教员大半来自外校，非印第安纳本校教员。
申请书寄出去后，就听天由命了。
一天中午，正摊开书本对着窗外发呆时，突有不速之客至，回头一看，原来正是济安先生。这时的欣悦之情用“大喜过望”来形容都无以表达。单凭先生这次找我时的“神出鬼没”来看——事先又不来信通知由加州到此的日期，到后又不来电话通知何时到访——先生真把平日自己钦佩的江湖隐侠精神（独行独往、来去洒脱自如）身体力行起来了。
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后就问：“快考试了吧？”
我给他泡了一杯香片茶，就怪他不先来封信或来个长途电话，好让我接机。
“咳！你知道我从来不来这套。怎样，好久没喝啤酒和看日本电影了吧？”
我答说啤酒常喝，日本电影倒没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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