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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到此，要么是变得意志消沉，要么是情绪偏激。这两种情绪我都体验过，但为时极短，因为我瞬即发觉，小姐的父母、她自己和我自己都是当时“留学”风气的受害者。
靠助学金留学的希望既成泡影，爱情又遇挫折，但“活”不能不继续“生”下去。友联研究所见习翻译的工作是个“半差”，收入不足糊口，而凭我拿的台大学位在香港想谋个理想差事，谈何容易。
这个时候，借着先师夏济安先生的关系认识了当时在国泰机构做制片的宋淇先生。相谈之下，他问我有无兴趣进国泰机构服务。我对电影本来就入迷，加上当时求职心切，所以马上“大喜过望”，连忙答说愿意。
同时，父执辈的朋友中，有关怀我的生活者愿意替我到新界某一津贴小学去“活动”，谋一“八一五”职（月薪八百一十五元）。我听后当然异常向往，我在友联的半差的月薪不过二百元，教小学的收入能有八百多元，以当时（1961年）的生活水平来说，何止高人一等！于是，在约好见面的那一天，由弟弟陪同，以斋戒沐浴的心情乘了“九人的士”到新界某餐室去“活动”。
自然，因为种种条件不足的原因，这份优差未谋到。宋淇先生的话看来亦是说说而已，再等下去，亦未必会等出什么结果来。
怎么办？
回台湾去教中学么？太晚了，各学校都已开课了；在香港待下去么？每月两百块钱的收入，活不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好吧，就冒这个险吧：空着手去美国。
幸好我平日相交的同学朋友中有不少知己。我把要出国的意思告诉了他们，在加拿大念工科的一位千辛万苦凑足了一张船票钱给我，在香港的和在美国的也是尽其所能地几十元几百元地借钱送钱给我，使我除购买船票外，还能添置一些冬天的衣物（美领事那儿的保证金一关也是靠一父执辈朋友的银行账户帮忙的）。
我取华盛顿大学而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理由无非是个人的关系，因为先师济安先生当时常在那儿走动，我想我在美国就不愁寂寞了。
就这样，我拿了船票、几件简单的衣物和一百二十元的美金现款，搭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船，赶着到西雅图去升学。
船一离开香港，就怀念香港。是的，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是文化沙漠，是藏污纳垢、安全无保障、贫富差距最显著、社会制度最落后……的地方，但不知怎的，船一离开港口，我的眼睛就湿润了起来。以前离港赴台升学时，或毕业离台返港与未婚妻告别时，我都没有伤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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