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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学生活“潜移默化”了我的一个例子。由于常与济安先生倾谈的关系，我不但对读书写文章改变了“世故”的看法（夏先生自己是一个极通人情世故的人），而且对做人也改变了“世故”的态度。
我在三年级时，外文系“文风”甚盛。四年级经常发表文章的有丛苏（掖滋）、叶维廉、金桓杰（戴羲）；二年级更是人才辈出，计有白先勇、欧阳子（洪
智惠）、陈若曦（秀美）、戴天（成义）、王文兴、李欧梵等人——这班二年级的同学除对文学热爱外，还有一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世故未深的人。他们若世故稍深，也不会创办《现代文学》的。而如果我不是将从香港学来的“社会经验”，向与“古、灵、精、怪”相反的方向倒流，也绝不会交到这帮朋友。
在台湾地区念大学的大学生，家里稍有点办法的，大多数在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忙着申请外国研究院的入学工作。我自己不是不想出国，只是当时穷得连手续费十元美金都付不起，还出什么国？取助学金么？一来我自己的成绩并不优异，二来读的是文科——理工科拿助学金已经不易了，何况文科。就我当时的条件来说，我是个对于前途毫无选择资格的人，只有让前途选择我。
因此，我当时的决定是：随遇而安吧。如果在香港找不到工作，那就留在台湾吧。如留在台湾教中学或干其他事情，台大的学位还算是堂堂正正的学位；回到香港，凭当时的台大学位连注册教书也成问题。
但事有凑巧，正当我前路茫茫时，却因编务关系（其时我编外文系系刊The Pioneer）认识了一位比我低两级的女同学，接着订了婚。如此一来，我的
前途更非我所有了。因为小姐既跟我订了婚，就得向她的父母亲和同学交代。换句话说，我今后的出处如何处处与她和她家的“面子”有关。由于她父母圈子里亲戚朋友的少爷小姐放洋的放洋，出国的出国，如果我窝在台湾或香港地区，岂非糟蹋了小姐的大好前途？
商量结果是出国，乃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在1960年五六月间申请两所不收手续费美金十元的学校：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的华盛顿大学（选此二校的原因很简单：一因有熟人照顾，二因其所处城市是大城市，工作易找些）。不过，申请尽管申请，我知道如果拿不到助学金，取到入学许可证也是徒然，船票和保证金这两关就过不了。
信发后我就回到香港，一面找临时的工作，一面等消息。
工作真难找，几经辛苦，才在友联研究所里找到一份见习翻译的工作。
大概在同年八九月间吧，两所学校都回信了，结果不出所料：一块钱助学金也拿不到。乃以实情告诉了未婚妻，并请她耐心等我一两年，待我在港工作，保证金借到、船票有着落后再走。想不到此种困难得不到小姐和她父母的理解，没多久，退婚的通知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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