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马铃薯的日子》 第二部分
《吃马铃薯的日子》 “古、灵、精、怪”

    吃马铃薯的日子

    曾有人以“古、灵、精、怪”四字来形容中国大学生在大学的四个阶段。不知别人是怎样的，但我自己在1956年考进台大外文系时，已是普通青年念研究生的年龄：二十二岁。比别的同学老了一些还不算，最与人不同的是在考入大学前，干过多种行业，因此在人生经验上，比与我同年的同学最少丰富七八年。这等于说，别的同学还未走到“古”的阶段时，我已遍尝社会上各种光“怪”陆离的经历了。

    但大学（夜校除外）——尤其是一所有传统的大学——生活之可贵在于其潜移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非传自书本，实来自师友。就拿我自己来说，大学头一两年的日子过得极其浑噩，无他，从香港习来的“社会经验”害了我。任何人在社会谋生处世，经验越多，世故越深，这是难免的事。而世故深是好事，因世故深的人可减少闯祸和吃亏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世故太深也有坏处，对习文学艺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一个人如果事事谨慎防范，其情性必闭塞，灵气亦断。（注：“世故的人”与“通达人情世故的人”不同。写小说的人一定得通达人情世故，但自己可能是豪迈豁达的人。）

    我在台北头一两年，忘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新环境，接触的是一群“新人物”，所以应世接物处处与在香港时无异。这当然与台湾土生土长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同学的志趣大相径庭。好在后来我在台湾自费出版了一本我在香港时发表过的杂文和“言情小说”集，送了一本给《文学杂志》的编辑夏济安先生，他看过后，找我到他宿舍去谈话，告诉我说我的“小说”写得不好，但杂文却写得颇有“隽味”，因此邀我替《文学杂志》写些随笔之类的东西。我花了两个晚上写成《引颈集》，他给我动了些“手术”，乃刊了出来。随后我又替他写了《坑中人语》和《影坛走笔》等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