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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在这里，会遇到这种同情的照顾么？
第一课是“现代英国小说”。记得要读的书如下：1.梅瑞狄斯的《理查德·法弗尔的考验》(The Ordeal of Richard Feverel, by George Meredith)；2.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画像》 (The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 Man, by James Joyce)；3.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戴茜·米勒》(The Turn of the Screw and Daisy Miller, by Henry James)；4.福斯特的《印度之路》 (A Passage to India, by E. M.Foster)；5.康拉德的《特务》 (The Secret Agent, by Joseph Conrad)；6.格林的《问题的核心》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by Graham Greene)；7.赫胥黎的《针锋相对》 (Point counter Point, by Aldous Huxley)。
这七本书得在七个星期内读完，因全学期的课仅有八星期。如果以这标准推算，一门课有七本教科书，三门课就要读二十一本书了。换句话说，选三门课的话（我因新来，且是外国学生，故只先选两门；但普通美国学生少则选三门，多则选四门），每星期平均要读三本书。此外还得看参考书籍、写报告、考试，与一般美国同学同等对待！
詹姆斯·霍尔教授是南方人，康奈尔大学毕业，说话时声调极低。第一节课上完后，我听不准二十个句子，心中发急。后来与丛苏谈起，始知她刚来时也有此问题，两三个月后就会习惯的。不过她建议我最好找霍尔教授谈谈，因为据她所知，此教授对外国学生有特殊的同情心。以前有一日本女孩子修他的课，他在大考时特地多给她半小时答题目。我问丛苏自己怎样，她说自己后来倒赶得上，不需要这种特别对待。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在西雅图的第二位朋友冯君来了电话，告诉我她姨母给我找到一份餐馆侍者的工作，每星期工作两天（周六、周日)，每天工作十小时，时薪一元二角，连小费算起来，每小时可赚两元左右。
以我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来讲，不说每小时二元，就是每小时七八毛，无小费，也得去做，因为这是真真正正的Chinamans chance。(其实，说是十小时左右，但因饭馆位于郊区，加上来回路程、开铺前和打烊后的准备，每次最少得花十四个小时。)幸好与我做“同事”的还有一位香港来的学生李君，二十岁左右，来此念大学。
老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体结实，孔武有力(那次看他挥动着扫把将店内一个找麻烦的醉鬼撵出去，其“我武维扬”的神情恰与好莱坞电影中所见的奴颜婢膝的“中国人”成鲜明对比)，对店中业务，可说事无大小，一律兼顾。厨房人手缺乏时，他下厨做菜；跑堂的有告病假时，他穿起号衣，马上上班，一望即知是白手起家的人。
可是我第一次穿起号衣来，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少时虽做过多项行业，七八岁时做过卖报小童、十四五岁时当过印刷店学徒、做过书局售货员……可是嘛，就想不到要在这里穿起白色号衣来服侍美国的少爷、小姐和老太爷、老妈子。而且，卖报和当学徒时，我中学都没有念过，根本没有“斯文扫地”的观念，但我现在是台大学士、华大英语系的研究生啊。
老板当然不知我在想什么。他从储物室里拿了两套白制服出来，就操着台山话对我说：“来，‘细个’，到厕所去试试看。”
我拿了号衣走进厕所后，马上对镜自照，看看未穿号衣的我和穿上号衣的我在相貌和感觉上有什么分别。听说有许多从台湾或香港地区来的中国女孩子，在饭店找到工作，第一次穿起号衣时，都难过得哭了出来。以前是“听说”而已，如今是亲身体验到了。说到“难过”，我虽是男人，又怎能免？但转念一想，我一个礼拜来两天，一个月最少也有一百五十元的收入，一百五十元差不多是一千元的港币，在香港，八十小时哪会赚到这数目？“跪地喂母猪”，看在钱分上，反正这差事也不是干一辈子的。
换了号衣，瑟缩地走了出来。还未到开门时间，乃帮着“同事”李君做些准备工作，如加添瓶子里的糖、盐、酱、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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