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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士公司接线生
在印刷厂做了一段时间后,承亲戚之介换了差事:到计程车公司去当电话接线生。童工生涯中的打杂不算什么职业,因此严格说来这才是我的第一件差事。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港币,但没有免费午餐。
大行的士公司总站设在半山般含道——香港中上阶层的住宅区。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没有传呼机,客人要的士就打电话来,我们伙计就依司机老爷排队的先后分发任务。
这份工作给我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印刷厂的员工大半与学校或教会有关,背景比较单纯;吃计程车这行饭的,品流就复杂多了,尤其是司机老爷。那时香港拿到的士驾驶执照的人不多,竞争不大,小费的收入也相当可观。这些人的教育程度较低,仅能看报纸。遇着生意清淡时,他们一伙人凑在一起聊天的题目,绝无例外是酒色财气。
在圣类斯工场,每天“天主经”、“圣母经”声声入耳,一到这三教九流都有的地方来,平均每两三分钟就听到“三字经”。说这两个世界是云泥之别,一点也没有夸张。我当时能够避免与他们“同流合污”,原因是穷之所赐。我的收入比他们少很多,哪有资格跟他们同起同坐去打麻将?哪有钱陪他们喝酒,去风流快活?
做童工时看到的贵族学校学生,都是中小学生,他们吃鸡蛋牛奶猪肝牛肉长大,粉脸真是吹弹欲破;现在接触到的辈分高多了:香港大学的金童玉女。那时的港大不像今天这么平民化,只要拿到入学资格,无须入校门一步,也会自觉身份不凡。
这些在全港独一无二的最高学府念书的少爷小姐,有不少就住在附近。晚上若有舞会举行,时见少年绅士淑女并肩款步前来要车。那时我刚过了十七岁。如果不是抗战耽误了小学四年,如果不是迫于环境而辍学,我自信一定可以考得上这家由港督做校长的大学,然后在香港社会平步青云,讨个玛利诺书院毕业的小姐……
这当然是白日梦。在圣类斯时的白日梦是做神父,现在是做港大学生,可见人长大了,梦的情节也变得现实。但一个初中也没读完的孩子哪有希望进大学?不要说大学,连进专科学校也没有资格。每念及此,顿觉前路茫茫。大行的士公司的“站长”(接线生的雅称)除我自己外还有三位,都是三四十岁的人。由于年龄资历的关系,他们的薪水也比我高一二倍。
我时常想:如果我循规蹈矩地干下去,十年二十年后,了不起也不过是由小站长升到老站长。难道我这一辈子要在应对客人的呼唤中度过么?“大行的士……罗便臣道21号。好,马上来!”
的士公司的生意,最忙时是上下班时间。晚上十一二时后,水静鹅飞,铃声寥落。但这行生意既称24小时服务,电话来时不问昼夜总得有人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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