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马铃薯的日子》 第一部分
《吃马铃薯的日子》 童工岁月（1）

    二、童工岁月

    我做第一件差事的“单位”刚好与胡菊人兄相同：圣类斯中学。这是天主教慈幼会办的学校，附设印刷所。初一念完后，家贫无以为继，学校长老见怜，收留在印刷所做童工。

    胡菊人是怎样跟这家教会学校结缘的，我始终没问他。他的缘却结得比我深。我在工场做工，他在教堂当“小弟”，除做打扫清洁工作外，每天早上还要摇着串铃帮神父做辅祭。

    他拿工资若干，我不知道。我拿的是一个月港币八十元，并每天管一顿午饭。三十多年前八十元港币能派上什么用场？以起码的生活标准论，刚够衣食，但无余钱租房子。那时的公共交通费是以一角算的。初级邮局职员的底薪我记得是二百五十元。

    圣类斯印刷厂的头子是个荷兰“师傅”。神职的师傅就是英文的“兄弟”，他们终身不娶，服务教会，除不能行神父圣职外，其他世俗的牺牲也一样。

    荷兰师傅的广东话，既“唔识听”（不懂得听），又“唔识讲”（不懂得讲）。厂内各技术员工概属俗人，对于英文目不识丁。我唯念了初一，英文领悟能力也仅限于片语单字。想不到时势造英雄，我的英文水平半吊子不到，居然被迫扮演沟通角色——对内，下情上达，替工友传话给师傅听；对外，送货到也是由“唔识听、唔识讲”主持校政的贵族天主教学校去，如九龙的玛利诺书院。

    自己刚失学，肩膀上托着几百本练习簿乘舟车两三小时，到达专为千金小姐开设的美国学校时，气喘之余，百感交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什么偏没自己的份？玛利诺的学生，其校服鲜明漂亮。每次送货到校时，若碰上下课时间，就会看到门外有不少轿车，等候这些金枝玉叶出现，接她们回家。

    那时候懵懵懂懂，不知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不知有所谓阶级说。看到轿车上的父母搂着乖女儿心肝宝贝一番时，只会叹自己福薄。十多岁的年纪，又无旁人煽动，想不到要“革命”。

    其实，阶级不同，待遇自有天壤之别。不必涉身社会，在学校就可以体验到。慈幼会在港兴学本以孤儿和清寒子弟为对象，但因管教严格，历年会考成绩优异，所以有钱人也送子弟去就读。

    如果做寄宿生，那真个是“一入侯门深似海”。一年除寒暑二假，学生不许单独越校门一步。早上6时起床梳洗后，不论你是儒家还是佛家、道家，一律得到教堂去“望弥撒”。每天三顿饭，以今天的标准看，相当凉薄——吃饱是没问题的，但营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