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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二岁以自修生资格考上台大。我弟弟做事比较按部就班。他在计程车公司当童工，一做就是八九年。晚上7时到9时上夜校读英文。英文根底差不多后，改修工专夜校。先念机械工程，后念工商管理——但念的都是夜校。今天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论学历，只有专科文凭，连学士学位都没有。
他念夜校念了十多年，风雨不改，有时还抱病上课，从没缺过一晚的课。
我在这里追忆我和弟弟的童年经历，是真正的“试遣愚衷”。百年来国家多难，苦学出身的人多不胜数。就拿身心受摧残的经历来说吧，比起战后或社会动荡的余生者，我和弟弟早年所受的折磨简直微不足道。
不过，话说回来，人之不同，一如其面。我想痛苦的感受也是“各有千秋”的。抗战军兴，我弟弟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已经领略过“贫穷是最大的罪恶”的滋味。那时我该是五六岁吧，与家人逃难到曲江，父亲靠举债典当度日。有一天债主临门，父亲躲不掉，跪在地上求情，这个隔代留下来的耻辱，今天我偶然闭起眼睛，也会为之涕泪沾襟。
父亲别无所长，却写得一手好字。他能以骰子大小的篇幅书下孙中山先生遗嘱，压在放大镜下让人观赏。换句话说，他有一个时期靠卖字养家。如果是太平盛世，这一技之长不失为清高的行业，但兵荒马乱之年，谁有闲钱凑雅兴？
因此我和弟弟在香港当童工以前就在内地做过沿街叫卖的“报贩”。清早起来跑两三里路到批发商处去拿报纸，叫卖半天，又饿又累，跑不动了，就到附近的茶馆打个圈，看看哪一桌的客人刚走，侍者还来不及把碗筷收拾走，就连忙把残羹剩饭往嘴里塞。
这篇杂忆顺笔提到舍弟，也合乎“遣愚衷”之本意。手足之情是我国传统社会可贵的人伦，可是今天这种关系跟上面提过的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信念一样，已受到商业社会的风气破坏。在报纸的社会版上常见朋友因财失义的报道，而兄弟阋于墙的悲剧也时有所闻，导火线往往也是钱银纠纷。
朋友贵乎患难之交，夫妇应结于贫贱之时（因此弃糟糠之妻的人确是狼心狗肺），兄弟也一样。我和弟弟成人后谋生的路子不同，居住的地方又隔了一个太平洋，平日难得见一次面。因职业性质风马牛不相及，见了面除了闲话家常外，也真的没有几句话可说的。
但这不要紧。他和我都成家多年，儿子也都快成人了，不说“小朋友”们对他们父亲当年的经历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妈妈也一样对之茫然。套用鲁迅在《祝福》中的一句话，这种事“说不清”。我相信弟弟和我一样，想到当年我们两个小毛头在茶馆中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左右开弓捡起人家吃剩的什么叉烧包之类的东西往嘴里塞时，心中就起丝丝暖意。这就够了。
我们这种兄弟，比因摊分先人遗产而起争执的“手足”有福多了。
童年的波折影响了我一生为人处事的作风。我拿了学位后在美国任教的几年，做过不少傻事。因为自己生性勤奋，所以平生最“恨”游手好闲的人，尤其是自己学生中的这类人。有一次，我居然把一位在我班上读书一直懒懒散散的美国少爷召到我办公室去申以“大义”。他也吓了一跳，因为他说自己念不念书，连他父母都不care（关心）。
后来我检讨一下：自己也太孟浪了。这是“天府之国”，游手好闲的人一样不会挨饿。而且，创出苹果电脑这种大企业的人，不正是个美国版的“拒绝联考的小子”么？
我今天已失去对学生“申以大义”的冲动，但对毫无上进心的人的“鄙夷”
态度一点都没有改——虽然不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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