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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杂忆
一、童年杂忆
最近在报上看到王书川先生的《跑当铺》一文，撩起了我的童年旧事。上押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更不足为外人道。我今天的朋友，有认交三十年者，他们对我在台北四年求学的经历，和大学毕业后赤手空拳来美念研究院那一段“传奇”，知心者略知一二；即使非旧识，也可从我的旧作《吃马铃薯的日子》得一梗概。
但我十五六岁时在香港替家人上当铺的那段伤痕岁月，当今之世，只有我胞弟刘绍纲知道。这段经历，我为什么决定“公开”出来？理由与让大家“分享”我吃马铃薯的滋味一样：童年的遭遇影响一个人中年甚至晚年的人生看法与价值观念。这一观点，早为心理学者肯定。我今天把我早年心里所受的种种trauma（创伤）略记一二，用意不在揭“隐私”——个人经验，除非有“寓言”意义，否则不应浪费报纸篇幅。我只希望年轻读者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农业社会的格言，在今天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工商业社会中，虽难作准，但少年坎坷确可增加日后面对逆境的勇气。
童年杂忆
吃马铃薯的日子
原来，我的父亲是个不事生产的人，所以从小就把我和弟弟“寄养”在亲戚和朋友家里。1949年后，他只身回广东，跟我的叔父一起在小学教书。那年我十五岁，弟弟十三岁。兄弟二人就被“寄养”在在香港洋行打工的伯父家里。那时伯父家尚可算是小康之家，自己又无儿女，所以我和弟弟的衣食教育都由他负责。谁料好景不长，伯父生意失败，我和弟弟的学费常常无着落。
从那时开始，跑押店成了我的“社会教育”。香港的押店，其柜台居高临下；拿宝物去周转现金的人，心中已自卑得不敢抬头看人。有一次，伯父叫我把家中的一台电扇扛去押掉。我把家中这件唯一值钱的家伙托在肩上，跑了三四条街，早已大汗淋漓，进了押店，气派像衙门老爷的朝奉也不见怜，板着面孔说：“拿身份证来。”
在香港跑押店的人对这种成交有雅称：举狮观图。我气喘喘地把手上那头“狮子”举上去。朝奉验明我伯父身份证的细节后，就“随缘乐助”地给我几张钞票。
这样一个“创伤”就烙在我心中了。
事隔三十余年，已记不起风扇上押店时的季节是夏天还是冬天。不过，即使是溽暑天，少了这部机器，对我个人来说，尚不至有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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