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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月过得很快，我带着我那些墨水和蓬巴杜夫人的五十来页内心独白回到巴黎，把我为写那部作品托运过来的所有的书都留在了隐修院，作品没有写，我的畅销书流产了。那是一本有关查理曼大帝一生的书，是由他的儿子们讲述的故事，它对那本关于我和我父亲的小说的出版是一种预示，十二年后这种预示变成了现实，我成功地写完了这部关于父亲的小说。我遗憾的是，必须舍弃所有那些文献资料，在与那些书籍一一告别之前，我把它们捧在手里，捧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把它们一本一本地放进纸箱，纸箱变成了它们的棺材，这些书实际上与查理曼大帝，以及他在近代史上显赫的统治没有一点关联，跟这个生养了二十多个赫赫有名的儿子的父皇没有任何关联，跟查理曼大帝的女人依米特鲁德或者爱曼加尔德什么的没有任何关联，跟艾克斯拉沙佩勒即今天的德国城市亚琛，是查理曼大帝最喜欢住的城市。的君主和巴格达的哈里发伊斯兰国家的领袖。或摩洛哥的非斯的穆斯林之间的引人入胜的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所有这些书只跟我——出生于拉比德斯、玛丽·威尔格拉夫的亲爱的儿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必须承认，到后来，查理曼的女儿们比查理曼本人更吸引我。德国的编年史对这些年轻女子记载有限，这些女人在父皇的宫廷里生活放荡，令人愤慨。
我留下来的那些书，母亲会读几本吗？我在卧室的桌子上放了一小堆，有玛丽·塞通著的《艾森斯坦》（瑟伊出版社的“电影资料馆”丛书），路易·沃尔夫松写的《精神分裂与语言》，阿格里巴·多比涅写的《把生命献给孩子》，波德莱尔的《尤维尼利娅》、《遗作全集》、《遗著》（三卷），亨利·蒙多的《马拉美传》（827页），卡左特的《魔鬼情人》，乔治·威尔斯的《自传》，切斯特顿的《保护人》，亨利·马塞的《波斯文选》，阿尼姆的《埃及的依莎贝尔》，莫里斯·卡特尔的《过去分词专论》。
在我现在的书架上，有一本约翰·梅斯菲尔德的《吉姆·大卫》，在该书的衬页上依旧写着：“献给我的小弗朗索瓦。妈妈。1950年7月。”我九岁的时候收到这本书，但我一直都没有读完，为此我常常感到内疚。那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妈妈送我这么薄的一本小书，一个小破出版社出版的，吝啬地只印了黑白插图，纸张粗糙，而我更喜欢其他更漂亮更大方，拿在手上更有分量的书。这本从头到尾描写海岸巡逻艇和走私犯的书，是我保存下来的惟一的一本书，其他的书在我小的时候，都从我的手上流失了。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读，感觉斯蒂文森的东西要比他差好远。梅斯菲尔德是叶芝的挚友，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叶芝死的时候，他出版了一部回忆好友叶芝的书，以及一首哀歌，如果我是一个英国作家的话，我会很愿意重提这首哀歌的标题，并把它写给一个我爱过的、刚离开人世的人： 噢，他曾是怎样的一个人啊（Oh, what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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