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
有理由发这份传真吗？

    我有理由发这份传真吗？传真为我免除了与别人直接打交道的恐惧。我违反了法庭辩论的口述性原则。那位银行家在读了我的传真后，将作出决定，我阻止他在遇到我的时候拥有法律所希望的东西：　与被告有一层私人关系。可是，由于我是作家，我写了这封信。何苦跑去见这个会一再对我说“我不是银行家，而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我要与我的主管集团清账”的银行家呢？我的账户显示借方差额大大超过了准许的数目，我不想知道已经有几个月了，我和我的银行家，我们俩都知道，除了等待我出版一两本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行：“我恳请您和我怀抱着同一个希望。”我们上一次通话结束的时候，我这样请求他，他却回答我说：“就算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对他那封挂号信的最后一句话反应强烈，这样的批示只有拿破仑才会做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取消了与我的全科医生的预约，我本来打算叫他给我开一些补药的——我将设法摆脱困境，不靠他也不靠那些补药，也取消了和我的眼科医生的预约，他试图说服我换戴渐进多焦点眼镜渐进多焦点眼镜是一种矫正老花的新型眼镜。它具有美观、舒适、方便的优点，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别等到六十岁，到那个时候更难适应。”他们的秘书感谢我提前好几天取消预约。我终于有那么一次把事情给提前做了！

    “我能生活在法国是多么幸运啊！在美国，对作家是不会这么宽容的。”我一边寻思着，一边监视着把我新写的一封信传真给财政局的会计师先生，我发这份传真，因为我考虑到我不会遵守我在应付票据登记簿上写下的付款约定：“您和我有同样的愿望，那就是我必须把所欠的税款交完。对您来说，这是您的工作；对我来说，却是一场噩梦。亲爱的财政局的会计师先生，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朗索瓦丝·多尔托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被誉为“法国精神分析界的教母”。说，那些人写作，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写的话就会生病。我却恰恰相反，写作害得我疾病缠身。您的支付催告叫我正视现实，我为此对您感激不尽。我必须把手头这本书写完了。”我差一点就补充说明关于我母亲的那本书的症结所在——他了解我的写作计划——那是由于我父亲已经写了好几本和我的母亲，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妻子有关的书，而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我在与他较劲。我希望写一本我妈妈老的时候的书，我父亲要是还在世的话肯定要写这样的书，可是他已经去世，这不是我的过错。我非常肯定这不是我的过错吗？他在世的时候，我不是希望他死吗？在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前，我不是跟我的一位医生说过一句话吗？那句话曾让他大吃一惊，以至于他把它记了下来：“假如我出版这本书，我父亲就会死，读我的书他会受不住的。”上面提到的这本书面世几个月后，我的父亲就死了。我对自己说这纯属巧合，却是枉然，日期明摆着的，我为此饱受折磨。

    我怀念那套房子，在那里我所有的书都写完了。从那套房子里搬出来真是愚蠢透顶，但我在那里受到约束了。租约到期后，房东让一名法官相信他要把他的家人安排进来住，住在房客也就是我所住的地方。他撒谎了。我核实过。他没有任何家人住进那套房子。我从前住的那套房子如今被分隔成三间，无视房子各间的布局，而这些布局完全可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保护遗产——从奥斯曼法国行政官员，将巴黎从古代格式修改成现代模样的主要负责人。那个年代开始，负责室内建筑的建筑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如今被房东分隔成可怜巴巴的三个单间，三间房里一定增加了三个卫生间和三间厨房，现在租出去的价格也一定高昂得令人不敢问津。我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在普罗旺斯，在索洛涅，在巴伐利亚，在伦敦，在威尼斯，在布鲁塞尔，在柏林，在洛桑，尔后我不得不夸张一些，频繁地离开巴黎，离开欧洲。我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我在东京的赤坂太子大酒店最高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住了一个月，我在蒙特利尔的甜食咖啡馆楼上租了一个套间，我在墨尔本曾过得非常快活（谁也不愿相信），但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回到巴黎的那套房间，我把它比做我的剪辑室，在我称之为“拍摄我的书籍外景”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就会把自己关进那套房间。我试着把新搬入的套间建设成那套房子的样子。好像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