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
在非洲的旅行经历

    借着招待佛雷德里克的机会，妈妈成功地把她的六个孩子聚到了一块，这是父亲死后的头一次，可以说母亲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母亲把她珍藏的水晶高脚酒杯都拿了出来。在晒台上，在椴树下面，我一边回忆爸爸的葬礼结束之后我姐姐和妹妹们为客人倒酒的情景，一边把佛雷德里克带来的标有酿制年份的第一瓶香槟酒的木塞拔掉。佛雷德里克显得无拘无束，依次向我们每个人投来微笑。他跟我们说起他在非洲的旅行经历。他对肯尼亚非常了解。他想带我母亲去游览离蒙巴萨肯尼亚城市。不远的印度洋边的海滩。母亲回答说，她更喜欢回到威尼斯。他说到乞力马扎罗的山坡。母亲问他是否看过《乞力马扎罗的雪》根据海明威小说改编，由亨利·金导演，苏珊·海华德和格利高里·派克主演。，那是她最喜欢的演员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佛雷德里克几乎不进电影院。我告诉他我母亲是个超级影迷。他们还没有时间涉及这个主题。我妹妹贝内蒂克特虽然拿的是心理学文凭，但曾作为会计在南非工作过，她问的是茅茅人茅茅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的一个秘密组织，以暴力驱逐白人。的暴动给肯尼亚烙下了什么印迹。我们觉得佛雷德里克是一个离政权很近的商人。他经常与乔莫·肯雅塔乔莫·肯雅塔（1891—1978），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1964—1978年任肯尼亚总统。会面。我已经记不得是谁开始说到外号，我很担心佛雷德里克要我们叫他的外号佛雷德、佛雷地或者佛雷多什么的，但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他也没犯任何错误。喝过香槟酒后，他邀请我们去吕贝龙酒店。为了以防万一，他事先在阿普特的一家餐厅订了一桌八个人的酒席，那家餐厅才开业不久，面朝河堤，他和我母亲已经去过了。我们开了好几辆车。我母亲上了佛雷德里克的那辆。我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开车。我也一样，也开车，但我早该放弃的。我一握方向盘就特别紧张，我的视力出了问题，当我超车时，估摸不出迎面开来的汽车的速度。我看不出车距在缩短。在六十年代初，我从汉堡开车，穿越德国到那不勒斯几乎是一路不停，只是偶尔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停下来，在车里睡那么两三次。那时我二十五岁。

    当我们离开餐馆的时候，佛雷德里克独自一人上了他那辆沃尔沃。他要去于泽斯与正在他大儿子家度假的妻子会面。开车要不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母亲上楼睡觉去了，我的一个妹妹在厨房里开始说道：“真奇怪，他让我想到爸爸，他跟爸爸一样高，音质也一样。”妈妈从不掩饰她对男低音的偏爱，低沉的声音，沙哑热情的声音，就像她的丈夫一样，她丈夫可是演讲高手。她也只喜欢个头高大的男子。我父亲身高一米九，我母亲身材却不高，估计只有一米六。所以，她一辈子都得穿高跟鞋，也因此患了脊柱侧凸或脊柱后侧凸俗称驼背。，让她吃了不少苦。

    我们都知道妈妈是在一场晚宴上与佛雷德里克认识的，酒精无疑为她壮了胆。我母亲生活中两个男人的共同点（与一个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与另一个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使我注意到，爱情的发生有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条件必不可少，幸好仅凭这些条件还不够。“你爱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贝内蒂克特问我。而我更清楚的是，哪些理由阻止我去爱一个女人。她必须不跟我姐姐妹妹中的任何一个人同名，还有她不能是黑眼睛，不能和妈妈一样矮小。

    “我爱过的女人并不多，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她们的眼睛不是绿色就是蓝色的。但所有和我谈过恋爱的金发碧眼的女子，我远没有全部爱上……”

    “反正，你不是为法国南方女人而生的！戴芬娜的眼睛是绿色的，是真的。”

    我是独自一人从巴黎过来的。戴芬娜和两个女儿都在瑞士。我的姐姐和妹妹们也都是一个人来的。她们的丈夫（我想那一年她们都已结婚或者再婚），天知道他们在哪里。佛雷德里克从于泽斯的高速公路出口处的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告诉妈妈，认识她的孩子们，他是多么的高兴，妈妈连忙跑来把他说过的话向我们转告。但我们很快就把他撂到了一边。我们一边把一瓶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倒完，一边说起了我们的祖父，一个为了让儿子完成大学学业、当上律师而罄其所有的铁匠。当他的儿子向他宣布要放弃律师职业转向写作时，他想得通吗？“你呀，”我最小的妹妹对我说，“爸爸更喜欢你放弃写作改行当律师。”我们严厉地评判父亲的行为，多数时候他都是很粗暴地对待他的父亲。我们一边呷着波尔图葡萄酒，一边后悔没有对这位祖父更和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