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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从圣日尔曼—昂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如何才能让他的妻子相信他是在赫尔辛基呢?怎么设法应付宾馆的电话号码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知道他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前,我见过他的一幅照片,在一家大酒店的游泳池旁边,他站在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旁边。那是一幅冲印出来的彩色照片。当时,我的心思都放在照片上那个着泳装的女孩身上了。她是谁?我母亲告诉我,她是我一个外甥女的朋友。我会更愿意向这个游泳的女子献殷勤,她站在跳台旁边,还没料到她的父亲就要变成我母亲的情人。和母亲情人的女儿上床,这样的乱伦如果按震级来算,该是里氏多少级?
不只是佛雷德里克比我母亲年纪小,他还真的以为母亲比他小呢。我母亲为此沾沾自喜:“我没有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他从没看过我的身份证。幸好在宾馆里从来都没有人问我要。我并没有撒谎,如果他认为我比他小五岁,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说法。我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
“这只是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我的姐姐和妹妹们都这么说,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可不在少数。我又想起我的一个外甥女,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完成一篇“论文”。突然她要结束和我的谈话,就像她说要买一台微波炉一样,语气冷漠地对我说:“妈妈带她的情人回来了,我要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我挂了。”我甚至没有时间问她,她的父亲在哪里。
我的姐姐和妹妹们说到她们的母亲的感情生活时,带着关切,就像巴黎歌剧院的特级舞蹈演员指导歌剧院舞蹈班的年轻学生一样。妈妈把佛雷德里克·特鲁贝介绍给我们的那一天,对特鲁贝来说,问题就不是去斯堪的纳维亚谈纸浆生意那么简单,也不是对抗他的董事会了,而是要接受由我姐姐、妹妹和我这些神情严肃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刑事法庭”的审讯。我们前一天就在电话里通过气:“那一定得是个心地善良的家伙。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们家就像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是个危险的家庭。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哪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意外。倘若我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关系肯定融洽不到哪里去。再简单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但我们拥有这种使我们像骨肉一样难以分离的共同的童年,有这种难以抹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言喻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从没停止过给我们带来益处或伤害,有时是益处,有时是伤害,要看是在什么时候。我还想知道,我的初恋对象是不是我的姐姐克莱尔。如果我告诉她,我到达性欲高潮时叫的是她的名字,而不是那个与我做爱的女人的名字,她是不可能一点都不吃惊的。她只要去问问戴芬娜就行了。当我喃喃地说着我正在抚摸的那个女人的名字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跟我睡过的女人的名字一起涌上心头,我必须拼命克制,才不至于把她们其中一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人的名字叫出来,反而不是那个本来应该喊出来的女人的名字。碰到这种时候,我一边相信我搂在怀里的女人可以替代、概括或者废除其他所有的女人,一边消除疑虑,但这么做非但不让人放松,反而使人心情更加沉重。两种能够被感知的东西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是相似的规律。一个音节,有的时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元音,就足以让一个含有同样元音和音节的名字冒出来。出现把克莱尔和戴芬娜的名字弄混的情况后,我费了一些时间来回忆,这才想起我小时候给克莱尔取了个绰号叫“戴丽丝”。我们常常受到一些陌生的规律的支配,一些不可改变的硬性规律,就像句子中,一个词语与另一个词语相互关联的语法规则一样。当那些从属连词后面需要接虚拟式的时候,就不能随便使用直陈式在法语中,像avant que, pour que, condition que, bien que等表示时间、目的、条件、让步等意义的连词或连词短语引导的从句要求用虚拟式。。同样,我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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