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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后,我母亲下了一个结论:“哎呀,我真的是美美地吃了一顿。味道好极了,你应该更经常地下厨房。”饭后甜点有菠萝,“在贝宁的阳光下成熟、空运过来的”,标签上就是这样注明的,还有从贝蒂翁食品店买来的果汁冰糕,和庞氏食品店买来的杏圆饼干。我两个女儿说起我那著名的黄瓜沙司的故事,我把它们浇在我已经记不得名字的鱼的身上。我先前买了辣椒、莳萝以及各种传统的芥菜,但我就是不记得买黄瓜了。
在这个我今后会称之为“翠鸟筑巢日传说翠鸟在冬至的前七天和后七天筑巢,这期间大海上风平浪静。喻指平静、祥和的日子。”的下午,在隐修院的晒台上,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对我说,她们早就听说过弗朗索瓦的龙虾的故事:“你三十年间为你妈妈做了一顿饭,她就兴奋成那个样子,可是当她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时,什么菜对她来说都普通得不行。这里的奥妙就在于,你是她惟一的儿子,亲爱的……我们还是喜欢听你讲哈里酒吧里的故事。”
那个故事恰好发生在吃龙虾的第二天,是在星期六晚上。母亲下个礼拜一就准备回去了。戴芬娜和我,我们请她到堂丁餐馆吃饭,那是位于维尔努伊街上的一家越南菜餐馆,我非常喜欢那家餐馆。通常在吃亚洲餐时,我只喝茶,但妈妈要了葡萄酒,堂丁餐馆有一窖好酒。我挑了一瓶世界上最好的红葡萄酒,一边还引用了大仲马的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像透过一杯香贝丹红葡萄酒法国勃艮第有个著名的酒乡叫夜丘,只生产红酒,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香贝丹红葡萄酒。看未来一样,把未来变得更富有玫瑰色彩。”吃完饭后,妈妈显然没有一点想回家的意思。我们就到利普啤酒屋喝了一杯啤酒,她已经很多年没去过那里了。当爸爸在圣日尔曼—德—普雷那里有约会时,他们总习惯在这家啤酒店会面。从利普啤酒屋出来后,我们搭了一辆出租车去歌剧院,她想看看歌剧院的正面,她只在那里看过一场戏,但那是1964年卡拉丝玛利亚·卡拉丝(1923—1977),生于美国的希腊女高音歌唱家,世界歌剧皇后。1956年卡拉丝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一曲《诺尔玛》使观众如痴如醉;1964年在巴黎歌剧院的演出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功。演唱的歌剧《诺尔玛》《诺尔玛》,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利尼的歌剧。。
和平咖啡馆正要打烊。由于妈妈看上去一直不打算回去,我建议再去哈里酒吧喝一杯,哈里酒吧离那里只有两步之遥,而且很晚才关门。到哈里酒吧时,那里已经没有空余的座位了,我们站在吧台那里,就在进门的地方。我和妈妈以极快的速度喝着威士忌,喝完又要。戴芬娜讨厌威士忌,所以她要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喝得够多了,以至于我们觉得所说的每一件事都那么激动人心。妈妈的左边有个人开始与她套近乎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非常高大,非常英俊。她不客气地朝我转过背去,跟那人攀谈起来。我把我白天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戴芬娜。我已经不再去注意妈妈了,直到她扯我的袖子:“弗朗索瓦,这位先生是搞印刷的,我刚才跟他说你是作家,你们俩应该合作!”她自以为声音很低地补充说:“听话,跟他握一下手,我向你保证他是个和蔼的人,他是个绅士。”以前我从未听妈妈说过绅士这个词。我很乐意地握了他的手,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在正常状态。他做了自我介绍:“我叫帕斯卡·罗伯特,在阿尔萨斯开印刷厂。大作家帕斯卡的那个帕斯卡,罗伯特词典的那个罗伯特。”这句话他似乎说了数百次。我问他是否读过帕斯卡的《思想录》。他支支吾吾地说,印在面值500法郎纸币上的那个帕斯卡更让他感兴趣。他坚持要请我们每个人喝一杯酒。我们已经喝得够多了,但我还来不及拒绝,妈妈就接受了:“哎呀,你不是每天晚上都带你的老妈出来的!”老妈!这个用词并不恰当,因为妈妈这天晚上光彩照人。于是我们继续交谈,继续喝酒,我和戴芬娜、妈妈和那位印刷工,我们的杯子一空,他就示意酒吧侍者给满上。戴芬娜要了热狗,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哈里酒吧里的热狗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妈妈站在我旁边,建议那名印刷工咬一口她的热狗,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局势失控了。他们俩看上去都玩得很开心,但在我的眼里却有些过火了。印刷工一只胳膊亲热地搭在我母亲的肩膀上,我让戴芬娜看一眼:“你不觉得他把她搂得太紧了吗?”我竖起耳朵,听见帕斯卡·罗伯特对妈妈说:“我住的饭店离这里很近,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那里。甩掉你丈夫,还有你的女儿。”——我是丈夫,戴芬娜是我们的女儿!我母亲提出抗议说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说我是她的儿子,说戴芬娜和我,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用手指着我问道:“那他是谁呀?”“是弗朗索瓦呀!他是我的儿子!”“那么那个年轻姑娘是谁?”“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那是戴芬娜,我两个孙女柔爱和沃格琳德的母亲。”跟这样一个把我当成我母亲的丈夫,以为我们是带我们的大女儿出来玩的家伙在一起,我觉得到了我出手掌控局面的时候了。该回去睡觉了。母亲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这个街区还有别的店开门吗?”帕斯卡·罗伯特插话说:“走吧,玛丽,我带你去我住的饭店,我叫饭店里的人把酒吧重新打开。离这儿不远的。”他已经开始直呼我妈妈的名字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爱德华七世饭店,歌剧院大街39号。”那的确很近。戴芬娜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很累了,我们回去吧,让你母亲过她自己的生活。”“那个家伙已经酩酊大醉了,我不能让妈妈跟他走。”我们终于离开吧台,被酒吧服务生推到外面,他已经把大部分灯都熄掉了,穿上了外套。母亲和帕斯卡·罗伯特走在前面,勾肩搭背的,笑个不停。戴芬娜跟在我后面,她比我们喝得少,显然不想和我们掺和在一起。饭店值夜的守门人冷冷地看着这些黎明才回来的醉醺醺的房客。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让我母亲上电梯,就拽着她的胳膊,而那名印刷工却在努力回忆自己住的是哪间房,以便取回钥匙。我想起了《费德尔》拉辛的悲剧作品,雅典王忒赛远出未归,据闻战死疆场,王后费德尔向王子依包利特表露感情。忒赛意外生还,误信妻子与王子的私情,愤而放逐王子;继而追问之下,得知实情,费德尔羞愧饮鸩自杀。中的一句诗:“廉耻之界,已经跨越。”我用一种我觉得很坚决的语气对我母亲说,该回家了。我看见她失望的眼神:“那帕斯卡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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