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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家的女儿，马喀塔并不是第一个嫁给蒙古王公的，早在天命二年（1617），努尔哈赤就把侄女（舒尔哈齐第四女）嫁给隶属漠南蒙古的喀尔喀五部的首领恩格德尔，作为对其三次向努尔哈赤朝贡的恩赏。到天命十年（1625）正月，金国汗把自己的最小的女儿——皇八女下嫁给喀尔喀台吉固尔布什，一年后又把自己的侄孙女肫哲公主嫁给科尔沁台吉奥巴。而在奥巴去世后，肫哲公主又改嫁奥巴之子巴达里。皇太极则先后把寡居的姐姐莽古济、堂兄岳讬之女分别嫁给敖汉部部长琐诺木杜棱、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在天聪七年（1633）则把长女下嫁琐诺木杜棱的侄子班第。为了家族的利益、王朝的利益，现在轮到了马喀塔。
满蒙联姻是清朝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政策，有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而且该项措施是清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实施的，即使公主远嫁塞外或漠北，在她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王朝作为后盾，的确不同于历史上某些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和亲。公主下嫁后在公主府所设的长史(从三品或从四品)都是朝廷派去的官员，足以体现嫁出去的女儿同皇家的密切关系。
额哲之父撒手人寰额哲的父亲林丹汗，是明弘治年间统一蒙古的达延汗的嫡系后裔。达延汗把漠南作为已故长子图鲁的儿子博迪、第三子巴尔苏、第五子阿尔楚、第六子鄂尔齐的游牧地。博迪是漠南蒙古的可汗，因其地近长城，故称为察哈尔（插汉儿的音译），敖汉、奈曼、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都是图鲁其他儿子的后裔繁衍出来的。至于鄂尔多斯、土默特是巴尔苏的后裔，而阿尔楚则是巴林部、扎鲁特部的始祖，鄂尔齐的后裔则繁衍成克什克腾部。以上各部均奉察哈尔为盟长。
身为博迪汗嫡系的林丹汗与皇太极同庚，生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但他登上政治舞台却比皇太极要早20多年。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13岁的林丹继承察哈尔的汗位，他效法明隆庆时期通过扶植黄教来巩固自己地位的俺达汗，特意亲自翻译了《大藏经》，并以呼图克图（活佛）自诩，自称为“呼图克图汗”。到天命初年，林丹汗统治的察哈尔，已经横行漠南。
林丹汗雄心勃勃，但蒙古各部聚散不定，就像林丹汗身边的一位汉人所画的一条“多头一尾”的蛇所揭示的：蒙古各部“众意难一”，“不能久安”。目睹努尔哈赤完成女真各部统一的林丹汗，也渴望实现蒙古各部的统一——至少完成漠南各部的统一。然而缺少谋略的林丹汗对科尔沁、喀尔喀五部、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的征伐堪称是南辕北辙，为渊驱鱼，为金提供了争取盟友的机会。
明朝利用察哈尔牵制金的战略，已经把林丹汗卷入明朝同努尔哈赤的冲突之中；而萨尔浒之战后叶赫的灭亡，也使得察哈尔同金之间的缓冲地不复存在。不管林丹汗在明朝的牵制战略中实际能起多少作用，察哈尔部都已经成为努尔哈赤的战略敌人。
抵御察哈尔侵掠，已经成为皇太极争取漠南各部的一面旗帜，皇太极在天聪二年（1628）九月对察哈尔的战事中，敖汉、奈曼、喀尔喀五部、扎鲁特、喀喇沁都派军队参战，一举将察哈尔的势力逐出西拉木伦河流域。不甘心失败的林丹汗，在天聪五年（1631）向西拉木伦河流域推进，兵抵阿鲁科尔沁部，在皇太极的援军到达之前，林丹汗饱掠而去。
为了彻底摧毁察哈尔部的实力、实现对漠南各部的统一，皇太极在天聪六年再次集合各部蒙古翻越兴安岭突袭林丹汗，虽然林丹汗准备应战，但他的属下无心迎战，由于“众意难一”，只有逃窜，十余万部众一路向西，迨逃到青海大草滩时只剩两三万人，沿途损失部众七八万，就连他的叔叔茂奇塔特也离他而去，最终投奔了皇太极。
大草滩，顾名思义是个水草茂盛的地区，据一些史书记载：位于嘉峪关外的大草滩“横截甘、凉二州，草丰茂，南北百里，东西三百里，中有焉支山，林木禽兽繁茂”。尤为难得的是，那里的草“饲马不加豆而马肥”。面对皇太极所掀起的统一漠南各部的狂飙，林丹汗能退守大草滩颐养天年，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然而林丹汗却不能接受部众离散的现实，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借酒消愁，不能自拔，最终耗尽了生命中的元气，在1634年（天聪八年）撒手人寰，终年43岁。与此同时也把树倒猢狲散的察哈尔部留给了12岁的儿子额哲。
额哲之母奉命改嫁察哈尔部虽然分崩离析，但林丹汗的遗产还是颇为可观。游牧在河套的鄂尔多斯已经捷足先登，以同是达延汗的后裔为辞向额哲施加压力。根本无力抗衡的额哲，只能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盟誓，也就是听任对方劫去人口牲畜。未几，皇太极令多尔衮、岳讬、豪格等率领军队前往招抚额哲母子。在金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鄂尔多斯才被迫交出刚刚到手的察哈尔部众及其财产。
额哲的母亲苏泰大福晋是叶赫贝勒金台石的孙女，金台石是皇太极的母亲——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兄弟。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姻亲关系，在招抚额哲母子时，多尔衮特意派金台石的孙子——也就是苏泰的弟弟南楮前往额哲母子的驻地托里图，抚慰惶恐不安的孤儿寡母。对于失去依靠、走投无路的额哲母子来说，接受金军的招抚、投奔皇太极则成为惟一的选择。
作为林丹汗大福晋的苏泰，不仅颇具财产，还握有元代的传国玉玺。元代的传国玉玺上刻有汉字篆文“制诰之宝”，据说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期由御史中丞崔彧所献；1368年元朝灭亡时，元顺帝曾经携带此玉玺北逃；两年后元顺帝去世，传国玉玺便下落不明。此后过了二百三四十年，这块埋在草地下面的玉玺被一个牧羊人发现，落到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的手中，而当林丹汗击败博硕克图汗以后，此玉玺又归林丹汗所有。在260多年的时间里已经三易其主，而且很快就要再易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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