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毒酒案
漫长的流亡

    半年以后，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浙江现无此地——编者注）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戴笠——编者注）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因为没有钱，我们就落难了，那实在是受苦受难。我得了黄疸型肝炎，吃不下饭，病得很厉害。有一天走在街上，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突然拉住我，说：“你病得很重呀。”他说我眼睛看上去是黄的。此人是个中医。我们素不相识，他硬把我拉到店里开了几副药。吃下去一个月以后，病就好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人，他救了我一命。

    在浙江，我本想靠卖稀饭、油条、烧饼、山芋维持全家继续逃亡，不过，只卖过一天，因为没有人吃。我们换换衣服又坐船到了福建莆田。好在家里人一直在一起。在莆田，我终于做起了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口粮仍难维持。我的大儿子腰上得小疖子，孩子们也瘦了。在浙江温州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小名叫圆兰子。因为营养不良，又得经常跑路，圆兰子最后死在莆田，埋在那里了。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从福建我们慢慢走，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抗战胜利以后，我带全家回到了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在励志社（创立于1929年左右，是蒋介石效仿日、美军队建立的一个军官俱乐部性质组织。——编者注）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我五万万元的奖金。其他的人都多少拿了一点，我拿得最多。

    我提出，日本人打走了，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务，可不可以退出军统。上面同意了，但给我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安排了一个职务，是一份不用上班白拿薪水的工作。军衔是上尉，我每个月都要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钱。

    1946年，我哥哥仍然留在军统局，主要是搞肃奸，把抗战时当汉奸的人揪出来。他当时红极一时啊。我拿奖金在中央门外的神策门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三层的旅馆。后来这附近的路也是我开发的，我还架上了电线杆。当时生意非常好，家里人口多，也就没有雇外人。旅馆里有电灯，有电话，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做生意很本分，该交的税都交，也时常接济附近的邻居。所以在后来我倒霉的时候，周围的人对我很好。唯一不顺心的是，我哥哥回来后，时常为财产的事在家里争吵。有一次，我老婆顶了他几句，他拔出枪架在我老婆头上，我在旁边吭都没吭一声。我老婆为这件事一直怨恨我。我们逃亡以后，原来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我哥哥列了一份财产清单（见附件）交给了国民政府。政府如数补偿给了我们。

    1949年，解放前夕，我过去的上级赵世瑞找到我，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台湾，我当时很坚定不想去，因为旅馆的生意很好，我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