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毒酒案
篇首语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们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的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人对其远东的威胁），抗战似乎走入了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2004年12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的。

    在南京一个肃杀的冬日里，我们随着街道干部在一个郁闷的小区里穿行。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楼。我们走进这位九十三岁老人的家，他向后退了几步，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报复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动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了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示。从此一生坎坷。

    黄昏将至，屋里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长麟屋里的光线很差，到处摆放着上下铺的床，如同废弃的火车硬卧车厢。詹长麟的儿女两家人刚从青海回到南京不久，与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后，我们在下榻的宾馆对詹长麟进行了正式采访。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随老人一同来了，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记忆时常出现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总统府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对父亲经历如数家珍，经他提醒和补充，我们才完整地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采访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被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地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历经磨难得以长寿的原因吧。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他让二子文斌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文斌解释，这是我父亲的守护神。

    片子播出后，文斌打来电话，说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时候家里有人失声痛哭；当然不是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后前来关心了詹家，各种媒体也纷至沓来，我相信詹老会很泰然的，人生如戏，宽宽窄窄的舞台他走了那么多。“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