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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这份电报同毛泽东商量，表达了他与多数军委委员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以扫清西进道路的意见。
不料，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根据他对敌情的了解，认为黔军、滇军正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那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因此，绝不能鸡蛋碰石头，白白去送死。
于是，军委开会研究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者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他又孤立了。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了。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为难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怎么拍板?为了避免以前的负责人主观专断而引起非议，他建议交付军委会议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林聂电报的建议，同时也就把毛泽东刚上任一个多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表决掉了。会后，毛泽东的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倒不是因为失去重要职务而沮丧，而是为红军的前途担忧。因为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最终他不再犹豫，披上衣服，提上马灯，决定再找周恩来去做工作。
“砰！砰！砰！”他叩响了周恩来的房门。恰巧周恩来也没睡，他正在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见是毛泽东进来，周恩来先是一怔，赶紧让坐。
毛泽东不等坐下，便急切地说：“恩来，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敌情严重，不打为妙。”
周恩来说：“主席，你说得很对。你看的几份电报我刚才也看了，黔军、滇军都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还可能受到中央军周浑元部和川军的侧背夹击，这一仗弊多利少、凶多吉少，打不打是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紧张不安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说：“命令先别写，赶紧召集军委会议，根据敌情重新研究，说服大家。”
第二天早上军委又开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主张。3月11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棋高一着，力排众议，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办，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为了杜绝类似情况，毛泽东建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以便集中指挥。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决定重大军事行动，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不熟悉，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为成员的中央新“三人团”，便于作出决断。所以，3月12日张闻天就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职权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可以说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张闻天到延安后，对他夫人刘英提起过这段经历，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泽东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后，周恩来的权力得到削弱。对于这种权力变化，周恩来是怎么想的呢?会后他跟毛泽东走在田间小径上，心悦诚服地说：“这就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和王稼祥给以充分重视，经三人讨论后形成决定，然后下令加以实施。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往往能使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周恩来总是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毛泽东做好每次战斗的组织和布置工作。
担任过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曾说过：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再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部队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特别好，年轻人都熬不过他。周恩来对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自己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师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熟知敌我双方，他就能让我军各个部队发挥各自的专长。
对于周恩来辅佐毛泽东执掌“帅”位的这种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过一段恰当的描述：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1976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
正是毛、周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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