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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作的主报告，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作的定调报告，轰开了与会者心灵的闸门，使大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无不陷入完全对立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之中。会场的气氛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不时迸发出短兵相接的争执和辩驳的火花。争吵声甚至惊动了已入睡的夫人们，她们起身侧耳谛听。
第一个就毛泽东长篇发言进行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躺在周恩来特意为他安排的藤椅里，一只手轻轻捂着腹部的伤口，忍痛大声说道：“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他最后明确表示：“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左”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批判，把李德“轰”下台，把毛泽东推上台，以确保党的战略战术指导的正确性。
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的领导权问题的第一人，他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
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的这一丰功伟绩。1971年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稼祥写了一封揭发林彪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过信后，对周恩来说：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你嘛，我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王稼祥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在对李立三的批判中，他俩观点一致，与李立三进行了斗争，甚至为此受了处分。但是当他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如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思想认识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深为毛泽东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所折服。在宁都会议上他站在毛泽东这一边，长征路上与毛泽东共议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计，今天这一重要时刻又投毛泽东一票。
王稼祥发言之后，作过“反报告”的张闻天也对毛泽东的定调报告简明扼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我很欣赏他对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认为这些分析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说完这段话，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同志，然后提高嗓门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我建议：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张闻天是继博古、周恩来之后的党内第三号人物，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等要职，他的表态举足轻重。从整体结果看，张闻天在长征路上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以及自己的作用，不擅揽功诿过的张闻天在后来回顾遵义会议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主义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同样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而比张闻天还担负更重要的职务——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尚未撤销的最高“三人团”成员的周思来，表现得也十分令大家满意。他在这个会上，“公开地倒向毛泽东”。周恩来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表了如此铮铮作响的讲话：“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代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周恩来最后大声疾呼：“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周恩来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攻击为“高级泥瓦匠”，意思是说他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常扮演调和、折中、和稀泥的角色。但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表现完全可以说明，在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性格温和的周恩来是旗帜鲜明，不讲情面的。而他对于解剖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则更是一针见血、不掩不藏。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他那不计个人恩怨、不为自己开脱过关的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与会者如饮清泉，灵魂受到洗礼，不再互相指责和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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