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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缘的断想 仿佛在需要救命稻草的时候，佛法是解药；而时过境迁的当口，便可以束之高阁，甚至弃之如敝履。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与佛法一再谋面，又一再擦肩的。
一、我自己 2004年5月，我们七位同修，受三皈五戒。这里面，除了我的爸爸妈妈以外，其他人都是第二次、甚至多次受皈依。
这个因缘，于我，很难得。
1992年，在我孤苦无依的青葱时代，我第一次来到法源寺，把这颗心交付给三宝。那个时候，
佛教对于我来说，既不是智信，也不是正信，而是个寄托。
的确，我毫不讳言，是寄托。在一个年轻的生命当中，如果成长是遍布疮痍，举步维艰，甚至是亲身体会到命在旦夕时，假若再没有寄托，那么是很难活下去的。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路。寄托对于苦孩子来说是救命稻草，而对于锦衣玉食惯了的人们来说，是一件费解的事情。同理，忆苦思甜更是这样，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缘起。
那时我对自己说，我这个人，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我的皈依，是为了让自己受到命运的关怀，是为了了解奔波的含义，是为了找到安顿肉身的方法论。假如，让我这有限的眼界，睁开眼睛只能看到眼前240度范围的局促眼界，看到了谎言和欺骗，那么抽身退步是毫无疑问的。
有寄托，却有距离，这是我提醒自己的紧箍咒。正是因为不愿意盲从，才保持的客观距离。 1992年，我正式皈依了三宝。
彼时情境，真的很像电影《少林寺》里的对白，问什么什么戒，汝今能持否？
师父详细地讲了三皈依和五戒。其中，讲到尽形寿，不饮酒，汝今能持否时，我沉吟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似乎都能做到，可是，尽形寿，不饮酒？我的天啊。从小就和父亲如同兄弟般地对饮，这心性当中驰骋的豪爽和肝胆相照，让我怎么可以罢酒不饮呢？
师父讲，要老实检验自己，能持的就说能持，不能者则默然，不可以不能者却说能持，若破戒即为造业。
我想了又想，觉得酒戒不能持，我的酒肉朋友很多，觥筹交错是真实的需要，我是女侠，怎能装模作样？！于是，那一年，我只受四戒。在酩酊中行走于山门之外。 二、雷梵 刚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应该说，我是一点都打不起精神来深入经藏的，我无数次勉强自己读经，无数次在经文面前昏死过去。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佛经跟外语磁带一样，对我都能起到快速催眠的作用。由于不能管窥佛法的富贵，所以长期以来我只是在和自己喜欢的道场及师父接触薰习。对我来讲，他们的言行比经典来得实在、浅显、打动人心，也不至于让我在经历和目睹的正在进行时打瞌睡。
那个时候，我大学里有个师弟，叫雷梵。他是苏州人，父亲是无神论者，母亲是基督的子民，姐姐对伊斯兰教怀有好感。家里复杂的世界观局面令他对信仰非常反感。当他听说我亲佛后，竟找上门来要与我辩论。我除了讲讲亲身经历外，对佛法的大义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而简单的，又没有耐心去讲。或者说，因为没有真实体会，所以即便讲，也觉得障碍重重。更何况他竟然问我唯识和因明，这太深了，我一窍不通，听见都要昏头，怎能以己昏昏，令人昭昭呢。我跟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佛教是不是迷信，也不能给你证明你上辈子干过什么和下辈子打算干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你去我亲近过的一切道场。要提问，你去那里提。他答应了。
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把北京的寺庙几乎跑遍了。后来，还去了五台。
而就在这个寻访的历程里，我看到了我和雷梵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居士林一起听黄念祖老居士讲课的时候，有同修问雷梵是否知道还有一个五明佛学院，是否知道那个地方叫色达。他兴奋地跑来跟我说，北京的黄寺就是藏密的佛学院，那里有来自色达的人，问我要不要同去请教。因我自己根性的缘故，加上对神通密意的敬而远之，最重要的，是我的因缘准备还不足，所以我告诉他我不去，但我随喜你的前往。
雷梵是学校里第一个去色达的人。
如果没有他，索达吉堪布不会有一个叫巴丹赤诚的弟子；如果没有他，色达不会涌去那么多学电影的人；如果没有他，电影学院和北师大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开启法旅。这是蝴蝶效应。蝴蝶引起了海啸，世界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有人说吗，我们都是地球的一部分。我甚赞同。
而在他毕业的那一年，所有的人都去了对口单位实习，只有他，去了一个谁都想象不到的地方——八宝山。
是的，雷梵像我认识的很多江南男生一样，他瘦弱，清秀，说话的时候很腼腆，紧张时手指头会不停地划圈圈。他去八宝山当了个搬运工。这个让大家避犹不及的晦气工作，他竟然干了三个月。他每天都会遇到横死之人，于最近的距离体会着生命无常的真谛。而不可思议的是，最后一个被他搬运的竟然是当时广济寺的方丈。他后来告诉我说，师父真的是和别人不一样，头顶是暖的，身体非常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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