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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臣中，对于官吏的腐败犯罪行为也采取一种姑息态度，甚至用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干预案件的处理，为姑息罪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朝廷重臣不忽木，“人称其平恕”，其本传记载了他的具体主张，其一是：“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复上下之分矣。’”其二是：“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忽木曰：‘风纪之司，以宣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其三是：“枢密受人玉带，征赃不叙，御史言罪太轻，不忽木曰：‘礼，大臣贪墨，惟曰簠簋（古代盛食物的用具）不饰，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在这里，不忽木强调的是父子之情、主奴之义，强调的是所谓“励风俗”、“宣政化”，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这些都是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在这种旗号下，他们可以置任何法制、公理于不顾，其结果却是促使官吏队伍进一步腐化，并不能达到“宣政化、励风俗”的目的。当时就曾经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内而朝廷，外而州县，无一事无弊，无一事无病。”从此，元代政治的腐败就更加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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