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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集》第2卷《铁穆耳合罕传》又记载：忽必烈去世时，铁穆耳的母亲、真金太子的长妻“在大异密们的赞同下，立即派遣伯颜（此处指赛典赤伯颜）去追铁穆耳合罕，通知他关于祖父的情况并让他返回，以便让他登临帝位。在铁穆耳合罕到达之前的一年中，阔阔真哈敦主持了一切重要国事。在他顺利到达以后，召集了大忽里勒台”，诸王贵族、朝中大臣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由阔阔真主持，会议进行了12天还没有结果。“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他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口才极好，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于是铁穆耳“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这一记载说明，在库里台选举大汗之时，铁穆耳及其大哥晋王甘麻剌的确有一次较量，其母阔阔真明显地倾向于铁穆耳，不仅事前做了准备，而且在选汗大会上进行了一次有利于铁穆耳、不利于甘麻剌的临场测试，在这种情况下铁穆耳才占了绝对优势。这里没有记载伯颜的提剑而立，但太子妃与诸位大臣事前已经形成默契，并在会上操纵会场，形成多数，却是大同小异的。
有的学者说，成宗的继位是蒙古族“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相对于忽必烈曾经确认的皇太子制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即向蒙古旧传统的让步。我认为，铁穆耳与甘麻剌相比，虽然他是真金太子的幼子，但还不能将成宗之立简单地视为“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在这场皇位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诸位汉法派大臣和太子妃阔阔真，他们选择铁穆耳继位主要不是考虑他是幼子，而是考虑他“仁孝恭俭”，包括甘麻剌也承认“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而《史集》记载的那次临场测验，实际上是测验二者的政治才能。从总体看，铁穆耳的政治才能优于甘麻剌，而从军事才能看，甘麻剌似乎略胜一筹。蒙古诸王之所以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讳言”，大概主要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而从守成的角度考虑，当时元朝更需要一位倾向于实施儒家政治的国君，这应该是诸位汉法派大臣选择铁穆耳的主要原因。
而从确定皇位的形式看，忽必烈确定的皇太子制似乎并没有被诸王贵族认可，因此还必须在上都举行库里台由诸王贵族选择皇位继承人。但在这次选汗大会上，皇太子制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玉昔帖木儿用以说服甘麻剌的就是“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就说明先帝已经有了立铁穆耳为帝的明确意向，因此甘麻剌才同意让步。卢沟运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而伯颜、不忽木等人是否接受过忽必烈的遗嘱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元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它可能是诸位大臣与太子妃的一种政治上的默契。在选汗大会上影响最后决议形成的却是伯颜的“提剑立殿陛”或阔阔真的临场试题，它说明在此次皇位转移中权臣与主持朝政的皇妃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元朝，皇太子制一直没有真正确立，每次皇权转移都要走一下库里台选汗的形式，实际上权臣尤其是军队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导致了元朝后期的多次宫廷政变和军事冲突，成为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以及元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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