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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在早期的征伐战争中，许多被征服地的百姓变成了蒙古贵族的驱口，沦为奴隶。“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都，几居天下之半”。耶律楚材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提出“括户口，皆籍为编民”。但对于如何编户，朝内大臣也有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像蒙古和西域各国那样“以丁为户”。耶律楚材“独以为不可”，说：“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为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耶律楚材主张，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西域各国实行的是一种由商人包税的扑买制度，后来一些西域和汉族商人要求把这种制度搬到中原，“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说：“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从表面看，用耶律楚材征收赋税的办法，一年才能征收50多万两银子，加上其他收入，数目也不太大。而那些商人提出包税，一下子就上交国家140万两白银，确实有一定诱惑力。但耶律楚材深知，商人拿出140万两，就会向百姓加倍地征收赋税，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因此他不同意采取这种办法。当时，“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以至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这是打击高利贷剥削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蒙古贵族不仅抢掠奴隶、财富，还勾结回回商人经商谋利，往往借贷官钱作为本钱，实质上是挪用公款，借公物以肥私，既危害国家利益，又危害百姓。耶律楚材建议“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要求禁止官吏以公款官物经商取利。他还提出：“监主自盗官物者死。”“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对于后一条主张窝阔台说：“彼自愿馈赠者，宜听之。”耶律楚材说：“蠹害之端，必由于此。”
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1232年，当汴梁即将被攻破时，耶律楚材就建议窝阔台“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奉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借以争取大批儒生。同时“命收太常礼乐生，有诏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知圣人之道”。1234年，蒙古汗廷正式建立了国子学，“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在此前后，各地的庙学也逐步恢复，并得到了耶律楚材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尊孔兴学的同时，耶律楚材还注意搜集整理儒家经典。早在1226年，当成吉思汗的军队攻下西夏灵武时，“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可以使人了解圣人之道，而大黄药材却可以治病救命，它们比子女玉帛更重要。
1236年，他正式向窝阔台提出建议，在燕京、平阳两地设置了编集经史的机构：“八年丙申……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两个编集经史机构的设立，对保存儒家经典、传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对耶律楚材进行了充分肯定：“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信之有矣!加之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趋向之不同。蒙古军三次攻打金中都路线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若此时，非公则人之类又不知其何如耳。”作为被征服的一介书生，“孤立于”蒙古政权的“庙堂之上”，终于对成吉思汗父子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机会，使征服者最后被“圣人门徒”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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