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　第三部分
第恩街的生活（图）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  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  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 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 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了周末。1855年夏，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采取了较为激烈的行动，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路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 ① 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 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说“党派急需”  从“一些  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 。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为止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  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最一开始就卖出了15 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经济方面不能帮助提升家庭精神，而可以保持家庭精神的必然是保持面子。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道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同年，他写道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854年，燕妮去  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  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  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