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命运
改革（1）

    ●结绳记事

    改革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现行的一切总要有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轻则修改法令、条例、制度等，重则国家总体政策都需要变动。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现行的政策如果过于僵硬而又不思改过，则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演化为政变式革命，即改朝换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传统上总是有一个上限和底线，上限就是不能过分使国家的重大利益丧失，底线就是不能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这也是世界上一般大帝国的底线和上限，这种变革往往来自帝国内部，并且常常是自下而上的。而欧洲文明中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分散的状态，彼此的竞争促使邻国发生经常性的变革，以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欧洲国家的变革往往掺杂更多的外部势力，也更经常地受欧洲当时的中心国家影响，如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变革影响往往影响深远，范围也广。其实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弦更张，如重新修订一套大家都能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大帝国的变革不像小国那样容易，小国往往是受邻近大国的影响而被动地改革，是一种模仿—接受模式的改革，有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模式在那里，如日本的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大化革新是由于日本在与当时的唐帝国争夺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失败，而导致日本认识到日本与强盛的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明治维新是由于日本看到了鸦片战争对清帝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日本而言，它必须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以日本这样的小国和附属文明地位，是根本无法单独对抗强大的欧洲文明的。鸦片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对日本则很直接。对清王朝这样的大帝国需要一系列的冲击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但对日本就直接得多了——日本1868年即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仅仅20多年后，日本就以中日甲午海战证明了这场变革是成功的；到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已经更进一步，证明其已经能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了。这就是变革的威力。

    即使是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人以日本为例大骂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能，不能痛快地进行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妇人之见，庞大帝国的变革远比小国的革新复杂、沉重得多。

    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它的现代化改革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仅仅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步，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第二次现代化改革，才是日本建立现代制度的第二步。这次主要是为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削弱易于形成集权的帝国政府，防止日本重新军国化，美国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日本永远不再成为一个能与其抗衡的大国。日本在二战中的投降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无条件投降，美国十分清楚日本投降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所以，今天的日本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是日本稳定的核心，美国也不希望治理一个完全陷入混乱的国家，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许，天皇的地位在将来还会面临一次威胁，那就可能是日本最后一次、彻底的改革，当然，这需要历史机遇。

    而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般的国家，其改革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决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必然和整个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假如中国人饿了，那他会吃光世界的粮食，西方人就是这样吓唬世界的，但却不无道理。

    在这里我简单地画了一个中国改革的结绳记事图（见下页），用来分析中国的这次改革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其中矛盾与利益的背景。如果你迷路了，那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确定目标，然后了解障碍和路径，最后选择走出去的路线。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次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鸦片战争后的百日维新，鸦片战争使中国猛然发现这个古老帝国已经完全处在欧洲扩张文明的包围之中了，即中国已经被迫进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全球化环境中，不但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而且，这个帝国本身也将面临被肢解的威胁。那这一次变革则完全失去了主动权。这一次改革与以往中国历次改革有了根本不同的环境，即以往外来的压力微乎其微，而这一次则就是直接因外部压力而引起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是一个几乎与中华文明完全迥异的文明入侵，而不仅仅是一次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面对瞬间而至、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还要应付文明对社会、国家正统思想的冲击，这触动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所以，这次的改革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艰难、深刻、复杂，其实是一场文明对抗中的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历经了三次改革，仍然还在继续的原因。

    第一次改革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短命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派力量显然还不是传统祖制守护者的对手；第二次改革是在世界纷争、中国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国民政府企图简单模仿当时世界霸主的模式，即美式政治制度，结果既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保住政治权利；第三次改革是在世界相对和平、中国初步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它选择了欧洲文明的另类，即前苏联模式。自然，中国的改革总是免不了要一边在国际战略大对抗的环境中进行，一边在中国的惯性历史中前进，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和自我历史的框架。事实证明，简单的搬用前苏联模式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模式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同时也没有解决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