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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尤里在自由大街（Pro s p e ktS vo b o d y）的一家维也纳咖啡店见了面。即使不知道尤里是本地人，我也能猜得出来。与所有在利沃夫市的乌克兰男人一样，他随身带着一个钱包，有着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在谈话风格方面，令利沃夫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善于分析、思维缜密。他们将这归功于这里的13所大学和几千家学术机构。每当尤里要表达一个观点时，他都要说：“鉴于我自己的经历，我只能说……”
利沃夫队爱戴尤里，不仅因为他的球技，而且还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在利沃夫长大的。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去观看卡柏地利夫队的每一场主场赛。除了热切地希望能为这支球队效力外，他没有别的想法。利沃夫人也很喜欢他，因为他代表了这座城市。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能言善辩、英俊潇洒、为人谦逊、勤勉刻苦。球踢得不好的时候，他会如实承认，决不辩解。他的业绩也表现出了他对球队无穷无尽的激情。
在他担任队长期间，尤里经历了卡柏地利夫队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爱德华来了以后，球队买下了一位18岁的尼日利亚攻击型前锋，这位留着玉米头的球员名叫萨姆森?戈德温（S a ms o nGo d win）。由于乌克兰老教练不懂英语，无法与尼日利亚球员交流，俱乐部就新买了一名塞尔维亚经理，而这位经理曾为英格兰南安普敦足球俱乐部（S o utha mp to nFo o tb a llClub）踢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球。这位塞尔维亚人前前后后为俱乐部从前南斯拉夫国家招募了四名球员。一瞬间，尤里率领的这支球队变成了一支多国部队，无论是教练的语言还是球员的语言，他都不会说。
这对卡柏地利夫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即使在前苏联时期，这支球队也因其本土特色而声名在外。那时候，当大多数乌克兰俱乐部都拥有来自于俄罗斯以及其他共和国的球员时，卡柏地利夫队的队员却几乎清一色地都来自利沃夫及其毗邻地区。当然，任何提及卡柏地利夫队的政治象征意义的举动都是很危险的。政府无时无刻不在监听。俱乐部的一位前主席就曾确认他给克格勃提供过卡柏地利夫的门票；所以密探们在体育场内可以偷听到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不管怎么样，人们依然能深深地体会到俱乐部与民族雄心之间的情结。当卡柏地利夫队于1969年夺得苏维埃杯赛冠军时，它的球迷们在莫斯科体育场唱起了乌克兰国歌。当听到自己的语言响彻首都时，在家中观看电视转播的利沃夫人热泪盈眶。
尤里一边喝茶一边给我讲述这段历史。“卡柏地利夫从来都没拥有过政治权力；它永远也不会比基辅或顿涅茨克（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城市）的俱乐部更有钱。但是它有自己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弥补这些劣势。卡柏地利夫队历史上的辉煌都是本土球员们团结一致创造出来的。”
随着外籍球员的到来，球队失去了团结，分裂成了几个派系。走进球队的餐厅，你会发现不同种族的球员在各自的餐桌前独自用餐。在队车上以及在训练时，他们彼此也都隔得远远地坐着。毋庸置疑，这无益于解决乌克兰人与尼日利亚球员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乌克兰球员更容易接纳南斯拉夫球员，他们的语言很接近，而且彼此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斯拉夫底蕴。）然而，球队内部的分裂还有另外一个次要的原因。爱德华是俱乐部历史上所买下的最昂贵的球员，队友们认为他的收入要比他们多得多。
尤里很为尼日利亚球员担忧。他的很多乌克兰球员抱怨说尼日利亚球员踢球不够投入。尤里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尼日利亚球员跑得不够卖力，惜身如金。卡柏地利夫的球衣好像对他们毫无意义。爱德华和萨姆森直率地说他们只是把乌克兰看做是他们通往西欧足球联盟道路上的一个驿站而已。尤里认为他们的傲慢和冷漠将会毁掉俱乐部。
在一次训练结束后，尤里将爱德华和萨姆森拉到一旁，要他们更加努力，与其他队员合作。“不知何故，这样的谈话却冒犯了他们”，他这样给我讲道。接下来，他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爱德华和萨姆森去找过俱乐部主席杜敏斯库，说球员们不给尼日利亚球员传球。主席找到我，火冒三丈，‘为什么全队不给尼日利亚球员传球？’我说，‘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尽职尽责?这个队就是我的生命。’”
在会见尤里后的第二天，我去观看了卡柏地利夫队的训练。他们的训练场是镇子上的一块草地。场地的一端停着一辆破旧生锈的压道车，它被用来当做球员们的更衣间，尽管多数球员更喜欢当众脱衣服。球队老板皮特罗?杜敏斯库就坐在这辆破车前的遮阳篷下面。尽管这是春季里很热的一天，他却身穿黑衣。整个训练过程中，他面带愠色，一言不发。球队进行了自己的每项训练：分组练习防守、横传、头球。每项训练爱德华都只与萨姆森搭档，其他的球员没有一个主动加入他们。于是教练们，甚至连塞尔维亚的主教练都加入了进来，以弥补球员的空缺。在五月的烈日下，他们拖着中年发胖的身体奔跑得大汗淋漓，犹如吸饱了水的海绵。
四
在我住的那家旅馆外面的街角上，我试图与两个体育新闻记者闲聊几句。两人中有一位曾受过专门教育本来要成为原子能科学家的。两个人都不怎么会英语，我们就等着有人来给我们翻译。正当他们用自己所知的几句英语打破尴尬时，爱德华坐在一辆破旧的计程车上从我们面前驶过，车的挡风玻璃都破裂了。司机减慢了车速，他从车窗里伸出手与我握了握手。两位记者向他点头致意。在爱德华的车拐过街角后，一个记者吃吃地笑了，来了一句英文：“毛猴。”“疯子”另外一位附和道。
我们很难判定对尼日利亚球员的怨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种族歧视。很明显，很多乌克兰球员和那些记者都如出一辙，他们向队长抱怨说不愿意和“毛猴”一起踢球。那位塞尔维亚教练对我说：“队里的一些年轻人不喜欢黑人球员，这让我很吃惊。这和我们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因为欧洲意味着文明。这是典型的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你能感觉到他们（乌克兰球员们）的许多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是多么的与世隔离。”
欧洲球迷们咒骂黑人运动员的字眼很相像。人们都破口大骂，嘴里都是同样的污言秽语。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文雅了许多，但他们依旧形成了一种传统：每当黑人球员接到球以后，他们就开始模仿猩猩的吼叫。波兰人则往球场里扔香蕉。这种状况的高度一致性却与电视无关，因为电视里很少播放球迷们的这类“文雅”行为；并且，在公共场合使用这些污言秽语也是很不礼貌的。只不过这种语言修辞完全变成了一种遍及欧洲大陆的民间传统，从体育场里传播出来，然后从一个球迷传给另一个球迷，从父亲传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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