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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农历正月十六，开学时，张保贵带领学生重返八家村。
新书发下没几天，北京电视台专题部来了两位记者，说要作个专题报道。张保贵怕遇到假记者，便问作报道要不要收钱，记者说一分钱也不收。他想，只要不收钱，你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好了。
这边正在拍着，派出所的警察闻讯又赶来了。将张保贵和两位记者叫到村部，分别进行询问。当时，张保贵紧张得不得了。心想：这回是彻底完蛋了，上次把你撵走，你又回来，还把电视台记者给请来，你这不自找吗？没想到，两位记者出来后，对他说：“没事儿，别害怕。我们跟他们说了，农民工自己办学校，解决子女上学难问题是件好事，政府没有规定说不让办嘛！你们挺不容易的，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支持。以后，他们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张保贵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口一个“感谢”。
真像两位记者说的那样，没有干扰，太太平平过了一个学期。
到了秋季开学时，八家一带突然冒出了新的三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所叫张北劳务子弟育英学校，是河北张北县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京豫希望小学，是河南光山县一位民办老师办的；还有一所叫中原子弟小学，是张保贵的一位固原收废品的老乡，挣了钱后投资的。
加上张保贵的一所，整个八家的四打工子女学校，一共有学生近千人。
张保贵有时也想，如果没有这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不得有一大部分要失学吗？不要国家一分钱，既为进城农民工解决了困难，也为国家分担了负担，打工子弟学校有什么不好？
一九九八年秋季，村里以学校太多，秩序太乱，管理不过来为理由，将其他三所学校撵走，只留张保贵一所。而他这所也采取与村里联办的性质，由村里提供新校舍，每个学生每个学期给村里交二百元，作为管理费。学校也改名为北京社会小学。这一学期，学校一下招到八百名学生，教师队伍也扩大到二十四人。张保贵的事业达到高峰。
北京申奥成功，新校舍被规划为绿化带，二00二年学校又搬了一回。
二00四年十一月四日上午，我前往八家村采访。张保贵在电话里，告诉我学校的详细地址。他说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往北有个垃圾场，一根电杆上钉着一块“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往西不远即到。
我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在垃圾场边上转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到有什么“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后来才发现，是两辆运垃圾的大卡车把学校的牌子给挡住了。
学校建在一片简易民工房的旁边，四排低矮的教室。唯一显眼的是小操场中央旗杆上的那面国旗，迎着初冬的寒风在猎猎飘扬。
谈及十年办学经历，张保贵感慨万千。
作为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全校学生只有五百人。张保贵告诉我，如果不是老折腾，老搬迁，八家这一带完全可以招到两千名学生，那规模就不一样了。
酸甜苦辣，十年艰辛。张保贵说，最困难的时候，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谁都可以管你，谁都拿你不当人。学校被查封了，眼里含着泪水，还得跟人陪笑脸。那时候，甚至想过：你再封我学校，我就把学生带到天安门前上课。让大家评评理，我这样办学错在哪里？
我问张保贵：“作为打工子弟学校的经办人，你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赢利问题，还是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问题。”
张保贵说：“十年前，我选择来北京办学，当然是要先算经济帐。起码得解决生活问题，得要比当民办教师强。但是，学校一旦办起来，你就不能整天考虑赚钱不赚钱了。人家把孩子送来，你得保证他们完成基本的学业，你得管理好，得保证不出事，特别是安全问题。这些年，我整天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学生出点什么事。有人本来就要收拾你，真出事，你还不是自投罗网？如果说赚钱，我们县许多老乡靠收废品都发了财。有些乡亲劝我：‘跟我们收废品，保证比你办学校强。’”
“那这十年，你赚到钱了吗？”
“怎么说呢？只能说赚到些小钱；而且，一学期算下来只要略有赢利，又都滚到办学上了。”
我又问：“作为北京市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你是不是有一种自豪感？”
“这个不像是田径比赛，有个第一、第二之分，”张保贵说：“我觉得北京几百所打工子弟学校，都不容易，都经历过一番磨难。有的被查封了一次又一次，像易本耀校长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有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像张歌真校长办的明圆学校，等等，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当然，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都把办校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为了赚钱。”
“你想过将来吗？接下去有什么打算？”
“眼前，我觉得先要拿到办学许可证，这个我估计问题不大，有一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拿到了。现在，我最忧虑的是，听说整个后八家的土地已经被清华大学征用了，不知道哪天又要我们搬迁。一想到搬迁我就睡不着觉，我们经不起这种折腾啊！”
结束采访后，张保贵把我带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他指着高高的塔吊告诉我：那里就是“八家私立小学”的旧址。
这时候，我看见张保贵的眼眶里盈动着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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