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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那位小学生指点的，赵树凯终于在一片菜地里，看见了三个窝棚，里面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站在窝棚前，赵树凯觉得有几分新奇，又有些疑惑。
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李素梅，见突然来了个陌生人，忙从窝棚迎出来，问：“同志，你找谁？”
赵树凯说：“我不找谁，随便来看看。这个学校是你自己办的？”
“是的，不过我们这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学校，看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在外头野着，怪可怜的，我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上上课……”李素梅显得有些紧张，“哦，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爱人进城买作业本去了。”说罢，她从口袋里掏出了身份证。
这下，反倒让赵树凯有些尴尬了，他摆摆手，说：“我不是来查你身份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听说你们自己为农民工子女办了所学校，专门来看看。”
李素梅这才松了口气。
布置了一些练习让学生自己去做，李素梅便一五一十地跟赵树凯，讲述了自己进京打工和办学经历。
“现在一共有多少学生？”赵树凯问。
“刚开始，就我们兄弟姐妹的九个孩子；后来，亲戚们知道了，也把孩子送来，增加到十几个；再后来，一些老乡听说了，非把孩子塞给我。现在的学生是一百多了。我们怎么不收也不行。”
赵树凯说：“你们给乡亲们办了件好事嘛！”
“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上门的学生多吗？”
“不少，有些我们实在推辞不了才接下来。”
“你们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取得过联系吗？”
“没有。”
赵树凯又问：“这儿附近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学校吗？”
李素梅说：“附近好象没有，不过，听我老乡说，清河那边也有打工的办的学校。”
两天后，赵树凯在接受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记者有关城市农民工问题的采访时，专门谈到李素梅夫妇办的那所简易学校，他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实际上是劳动力流动衍生出作为社会问题的第二代移民教育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记者听说有这么所打工者自己办的学校，也挺感兴趣，当即驱车前往五棵松采访。
晚上，《北京特快》播出了李素梅办窝棚学校的报导。北京人看傻了，我堂堂京城，居然还有办在菜地里的窝棚学校？
窝棚学校，同样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媒体的关注。
赵树凯的思考还在继续，他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困惑，实际上，反映出现行教育体制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正是因为这种“乏力”，像李素梅这样的窝棚学校才应运而生。只是，还不知道类似这样的学校有多少。
那时，正好有三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跟着赵树凯实习，他便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去寻找农民工在北京办的学校。
三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先在五棵松往西的西四环一带转，转了半天，没有发现目标。他们觉得这样盲目乱转不行，这种学校一般会办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先打听清楚哪里农民工多，再去那儿。按照这个思路，下午，很快找到三所。一所叫中豫育才小学，是河南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万泉寺小学，还有一所叫菜农希望小学，都是河北人办的。三所学校中一所八个学生、一所十六名学生、一所四十二名学生。
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在海淀区，他们一共找到了三十六所。后来，他们又去了丰台区、朝阳区、昌平县、大兴县……到一九九七年暑假前，一共找到了一百一十多所。
这些学校全部为农民工自己所办，在校的学生全部为农民工子女。有的学校只有一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很多是“夫妻店”。这些多建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还有一个特征，不论学校大小、学生多少，不论校舍多么简陋，每个学校的门口都插着一面国旗。
在对打工子弟学校做了初步的调研之后，一九九八年初，赵树凯写了份调查报告——《他们的课桌在哪里》，以个人的名义呈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后，李岚清将报告批转给了教育部。
至此，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媒体、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正在张家口挂职的赵树凯，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而政府就要承担这个最基本的公平，保障这个最基本的公平。基础教育，门槛最低的应该是公办学校，可现在的城市公办学校，却因为乱收费，逼得农民工的子女上不起学；而他们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又要被取缔，等于政府放弃了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责任。”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政府早重视，早处理的话，早就不该成为问题了。如果城市的公办学校大开大门，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没什么市场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政府承诺九年制义务教育，不管这个孩子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的义务教育问题，政府都应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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